我和路杨已经很久没联系过了，领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各奔东西之后我们甚至都没有互发过信息。我们的父母倒是联系得颇为紧密，我的母亲和她的父亲是老同窗，又一起迁居到了德城，空闲之余总约在一起打麻将，路杨的消息我也多是从和母亲的闲聊里获悉，比如最近一次，母亲说，路杨的父亲来他们的牌局整个人垂头丧气的，聊开了才知道，路杨又跟他们闹脾气了，甚至于怒斥他们为何在雨云之时没有做好安全措施阻止她的出生。这犀利的言辞可让颇为注重脸面的路叔叔羞愤至极，按理是说以他的性子是定然不会将这档子视为家丑的事情拿出来谈论的，想来是路杨跟他的吵闹是越发频繁又激烈了，让路叔叔心力憔悴到面子也顾不上了。

我和路杨大概是在襁褓里的时候就认识了，在我可追溯到的记忆开端，我们就已经是在一起搞破坏的好搭档，她比我小一岁，还有一个更小的妹妹晓兰，也是因为上一辈的同窗情谊成了我们的小跟班。

现在想来自己都生出奇怪，我们仨竟然从未私底下相约结伴，路杨的小学和我的学校就差一个拐弯，我们却从没想过要在放学之后一起去买零食逛小商品店，我们的频繁见面仅仅是因为父母们每周相约的麻将局，常常是从礼拜六的午后开始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似乎更像是被动绑定的玩伴，如此说来，大概在我们都没有判断能力的年纪就已经埋下了歧路的伏笔。

我们的父母们到现在都不知道那时候我们仨待在一起都干了些什么，他们都以为自己的女儿很乖顺，而事实上，我们干得最多的就是偷东西。最常偷的是烟花爆竹，当时还没有禁放，这些东西也不是仅属于春节，平常的日子里也有商家在卖，我和路杨很是喜欢这种噼里啪啦冒火花的玩意儿，每个礼拜总要捣鼓一点儿“冲天炮”呀，“小蜜蜂”呀来玩儿，那会儿的售价并不高，奈何我们口袋里的零用钱太少，瘾又太大。我们轮番向父母撒娇讨零花钱，但这招也就最多用两个回合，再去讨总归是会被驳斥的，于是，像其他很多事情的决策一样，我们错落地做在楼梯间的台阶上“共商大计”，最后达成一致，买了这么多，再去拿一两盒不是什么大事，没钱就先不给，下次拿到了零花钱再给。于是我们尝到了两份快乐，一份是烟火带来的，还有一份就是我们把“拿”这件事儿当成了过家家，声东击西的协作都是有剧本儿的，跑两步都带了动作，比如像白娘子一样假装自己是飞走的。

这项业务后来又有了些许扩展，因为烟花爆竹店总开得不稳定，开一段时间就关闭了，后来附近没有了门店，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就变成了吃串儿。路杨的家就在她读书的小学后面，学校门口有一家冷串串格外地好吃，开店的是一对老年夫妻，老爷爷的脾气出了名的臭，只有他守店的时候孩子们都不敢去，都得等着老奶奶现身了才屁颠儿屁颠儿地围到摊子前。那时的成年人都不屑于吃这些小吃，至少我是没见过几个大人去摊边儿，周六不上学，摊子前就格外冷清，爷爷奶奶也没在顾摊，都在忙着别的活儿。捅过了蚂蚁窝，抓遍了蚱蜢百无聊赖的我们觉得该来点儿小食和饮料了，确认过眼神便鬼鬼祟祟地朝着摊位挪了过去。我们也不算全昧了良心，留了钱的，够不够是没算清楚，但是觉得是公平交易还带点儿小刺激。再后来，我们还挨家挨户“再分配”各家订购的牛奶，顺走小卖铺里的泡泡糖……当时年幼无知，做这些偷鸡摸狗之事全无羞耻感，幸好后来一朝明了是非就罢手了这些不良趣味。

这样一周一会的日子就这么按部就班地晃到了中学时期。我和路杨考进了同一所初中，分到了同班。两对父母连着好几个星期感叹缘分，而我们，倒从一开始就未曾流露过兴奋，其实当时并无心，现在想来，殊途未曾同归的路大概就是从看到那张排班表开始的吧。虽无兴奋但因熟识，我们就如同惯性一般选择做了同桌，巧合的是，班主任是晓兰妈妈的同学，家长们提前打了招呼，我和路杨格外地被关注。

第一场摸底考试开启了6年的角力，我们这一生，很长的时间里总是被数字拿捏，成绩，名词，体重，年龄，资产，资历，职级，薪酬……虚荣和羞耻皆来于此。那一次的考试结果我记得很清楚，我考了班级第三，班主任告诉晓兰妈妈，我有考年级第一的潜质。路杨考得如何我却是全无印象了，而班主任对她也未多做点评。父母心里便有了心照不宣的较量。在这之后，初中三年我们便没再做过同桌。

三家的麻将局在我们进入初中后维系了一段时间后就断掉了，直接原因我并不清楚，目之所及的变化就是，路叔叔在股市里大赚了一笔，供职的兵工厂生意也有了大起色，订单排到了多年之后，升了职，整个人容光焕发，穿着打扮也捯饬了一番，言谈举止里也加上了似乎拥有这般资产和职位的人就该有的拿腔拿调，渐渐地，礼拜六的欢乐时光里欢乐的就只有他们夫妻俩了，晓兰的父母开始投身到种葡萄养鸡这样的农产事业中，而我的父母，正好走在了逆风，家庭收入大幅下滑，路叔叔说什么听在他们耳里都显得尖锐。我猜，大概是这些成年人的悲喜再无法相通，所以就不约而同地散掉了周六的牌局。

然而对比并没有因为空间的距离而弱化，毕竟我和路杨还在一个班里。她在自此以后的六年里都陷在了刻苦学习之中，课桌上永远对着一摞习题卷册，课间午休体育课都在学习，可成绩却始终跌宕在中档水平，偶尔争到一个中上却又总是后继无力。而我，连个正式的笔记本都不曾准备，课间休息，体育娱乐一样不落下，成绩却名列前茅。我成了路叔叔口中别人家的孩子，而路杨在父母一系列明示暗示下不停努力反复受挫。她和父母的关系从那时起就渐行渐远了。

我们同班了六年，高中开学第一天查分班表时，父母又开始客套地浮夸地感慨缘分，而路杨脸上全无喜色。

踏入高中的第一份压力和三年都无法摆脱的标签就是学号。这是我们被录取后参加分班考试的结果排名。能进入一二三班说明都是年级优等生，而学号就暴露了你是凤尾还是龙头，像极了科举，及第又如何，进士还是同进士，骄傲还是羞辱，一字之别，一念之间。这还不是仅有的数字标签，另一份动态标签则是我们每一场考试的座次，第一考场第一排第一列是上一次大考的年级第一名，以此类推，大考包括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全科模拟考。每一次大考之后班主任会把排名表贴在教室前面或者后面的黑板旁，每个人的成绩，班级排名，年级排名就这么赤裸裸地摆在那里供所有路过的人审视，嗯，也许不能用“路过”，都是专门去看的。然后在下一场大考前，你还会被考场序号和座次再次提醒一遍上一次的荣辱。我似乎待过一次第二考场，其余时候都在第一考场，我成为一些人的目标，被关注着每一次大考的沉浮，路杨就是这些人其中之一。我很少关注她的成绩，现在想起来也只能用一个模糊的“还行”来概括。

优等生有优等生的压力，这话说出来很是凡尔赛，可每个人，主要矛盾不同，由此产生的焦虑和压力却很难分出个高低。我不曾有过骄傲，也从未对她炫耀，我只是在我所需承担的压力里一样无法释怀，所以没有办法再去关注别人的比拼。后来田馨告诉我，我这种实则因无暇关注呈现出来的“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表象对中流盘旋的人可真是给足了压迫。特别是，当路杨还有一个每每拿我与之比较的父亲。

她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压抑不住自我。嗯，我不想用“叛逆”这个词，在我看来，有一种我行我素是建立在清晰认知上的，除了违逆父母意思，总体是无愧于心的。路杨就想得很清楚，她并非刻意为难父母，她只是越来越相信自己对是非的判断和对得失的取舍，也逐渐攒出了捍卫自我的勇气。她很喜欢八卦，《当代歌坛》期期都看，也喜欢探索两性亲密行为，在此领域所阅览的书籍尺度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她倒是不忌讳偶尔在此话题上从科学的角度以不跌破广电的尺度显山露水一番，她依然把握住任何类似体育课的时间奋笔疾书但她也同样在主学科课堂上偷偷看新一期的《科幻世界》。所以，她时而想得明白，时而又回到压抑自己的老路上，以不上体育课和高耸成堆的习题册安抚自己是不是自行其是的不安。在矛盾里曲折前行是十年寒窗苦读的常态，为什么明明强身健体也很重要，上满40分钟的体育课却心有愧疚，为什么午睡更有利于生长发育，闭上眼就开始怀疑自己怠惰，为什么同为书册，五年模拟三年高考才是正途，课间时间翻一眼《科幻世界》都会被老师家长嗤之以鼻。路杨已经很努力了，可她的父亲还嫌自己鞭策得不够。忧郁和失落在这个过程中相伴而生，能力配不上野心尤其痛苦，甚至连这野心都不知是生自心底还是别人强加的，于是，坚持了自我也别扭，压抑了自我也郁闷。唯一确定的是，跟这老父亲着实话不投机半句多，既如此，不如保持距离，各得安生。

除了老父亲还要保持距离的，是我这个“假想敌”。机缘巧合之下，我们又做了同桌。班主任也是老回路清奇，竟然发明了三人同桌的新座次。基于某一次考试的结果，我们正好排在一桌，我在中间，她坐我左手边，总是要把桌子拉出10cm以上的距离，我们合又不合，像又不像发小的关系让我右手边的同桌频频吐槽。再后来，她单方面取缔了和我的同桌关系，把桌子搬到了最后一排，一个人坐，就这样持续到了高考。

这一路上她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父母在同一个厂区，小学同校，初中同班同桌，高中隔壁班，在外人眼里，他们应该是“两小无猜”的关系，毕业后自然就会走到一处去的人，可是他们却走了个天南地北的路子，后来再没有交集。谁也不知道，那些年他们亲密无间，比肩共进，爱情是否造访过。只知道，他们也有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也有过长时间的拉锯，而她如何奔跑也不曾赶上他的步伐。

高考之后，我们就不再有过联系，屈指可数的几次同学聚会我们也不过匆匆一晤，连寒暄都简洁的只有一句“好久不见”。她的人生轨迹就只有在我和母亲的闲聊中偶尔展露一些过痕。

我们很有缘，可惜十几年相处也不未生出多深的情分，但她依然是我回忆里拿了番位的存在，触景生情时也有几次想起的是她，无论何去何从，总是念她一句万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