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哲学的开山鼻祖，柏拉图为世界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柏拉图的思想为后世的哲学思考提供了最核心的概念，并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研究这位在西方哲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力、在今日依然为学界所集中关注的思想者，就变得无比重要。

本期微信的作者，是国际知名的柏拉图研究专家吕克·布里松，他在全球首发的中文版《柏拉图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中，以凝练的文笔与精干的篇幅，提纲挈领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柏拉图的主要学说，为读者提供了一部通俗易懂而又最具权威性的柏拉图入门指引。

柏拉图

柏拉图的生平

柏拉图（公元前 428/427—前 348/347）出生于雅典一个贵族家庭，很自然，他一生都在寻求扮演顾问或是立法者的政治角色，不仅在雅典，也在其他城邦，尤其是西西里。柏拉图发明了哲学，但他首先是一位公民，这一点可以通过十卷本的《理想国》和十二卷本的《礼法》得到证明（这两部作品几乎占了他全部作品的一半），他希望改革城邦的政治生活，使权力不归于财富或军事力量，而是归于知识，也就是教育。柏拉图反对当时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主要通过诗歌传授，他提出了基于知识的新的教育体系，在其中数学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教育以对于真正实在和善的沉思为终点。因此，柏拉图的生活和思想不能分离开来。

柏拉图的作品

柏拉图是极少的所有（或几乎所有）作品都流传下来的古代哲学家之一。最古老的两个抄本，一个保存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Parisinus Graecus 1807），另一个保存在牛津的博德里安（Bodleian）图书馆（Bodleianus 39），它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末，并且基于延续了超过十二个世纪的抄本传统。这两个抄本的原本，也就是更为晚近的抄本所依赖的原本，应该是在公元6世纪抄写的，可能来自雅典的新柏拉图学园。而这个“版本”应该在公元1世纪已经由特拉绪卢斯（Thrasyllus）在罗马完成了，而它肯定是基于西塞罗的朋友阿提库斯（T. Pomponius Atticus）一个世纪之前的版本。再往前追溯，这个版本应该是基于大约公元前200 年在亚历山大里亚由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所做的校订，而阿里斯托芬校订的版本则是来自公元前314年以前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作为老学园领袖时的版本（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III.66可能暗示了这一点），而这仅仅发生在柏拉图去世三十多年之后。

据说柏拉图是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之后开始写作的，而他在去世时还在写作《礼法》的第十二卷。由于这些作品被归于柏拉图，并且它们的真实性并未受到过多质疑，那么作品年代顺序这一棘手的问题就出现了。柏拉图在一生的什么时候写作了某一篇对话？我们不可能非常确定地回答这个问题。为了提供一个相对的答案，可能要用两个标准：一个是作品中的历史指涉。例如，柏拉图提及一场战斗，如果通过其他资料知道它发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篇对话写于那个日期之后。但是，由于柏拉图并不总是能够避免年代错乱，这种信息本身也可能很成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学者们开始试图用文体风格（比如元音连读、特定语法结构等等）作为标准来划分柏拉图的作品，这种方法的作用已经通过现代作家的作品得到了检验，例如歌德作品的文体风格。电脑的使用重新开启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柏拉图的蒂迈欧：宇宙论、理性与政治》

[德]多罗西娅·弗雷德 著 刘佳琪 译 刘玮 编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

用这两重标准得到的结果如下，它仍具争议（下面只列举了普遍被当作真作的那些作品）：

（1）青年时代（公元前 399—前 390）：《希庇阿斯》两篇、《伊翁》《拉凯斯》《卡尔米德》《普罗塔戈拉》《欧叙弗伦》。

（2）转型时期（公元前 390—前 385）：《阿尔西比亚德》《高尔吉亚》《美诺》《克里同》《欧绪德谟》《吕西斯》《美涅克塞努斯》《克拉底鲁》。

（3）成熟时期（公元前 385—前 370）：《斐多》《会饮》《理想国》《斐德罗》。

（4）晚年时期（公元前 370—前 348）：《泰阿泰德》《巴门尼德》《智者》《政治家》《蒂迈欧》《克里提亚》《斐莱布》《礼法》。

这个年代顺序的划分仅仅是尝试性的，不能当作论证的基础。然而，对于柏拉图某部作品的成书时间是否确切必须和另一个问题区分开来：在这部作品中的戏剧时间，也就是在这部作品中对话发生的历史情境。

现代版本和翻译

在现代版本中，柏拉图的文本是在抄本传统的基础上一系列选择的结果，最古老抄本的代表可以追溯到9世纪。在比较晚近的版本中，不同抄本之间的分歧在校勘记中标示出来，写在希腊文本的下方，这样就能让懂古希腊文的读者可以选择采纳某一个特定的读法。柏拉图的全部作品在西欧的完整出现得益于斐奇诺（Marsilio Ficino）1482年出版的拉丁译本。第一个希腊文的版本出现在1534年。但是在1578年，亨利·艾斯提安（Henri Estienne）为了躲避法国对新教徒的迫害到日内瓦寻求庇护，在那里出版了标准版，从此引用柏拉图就习惯性地采用这个版本。这个柏拉图作品全集包括三卷，页码连续编排。每页包含两栏：希腊文本印在左边，而右边则是让·德塞勒斯（Jean de Serres）的拉丁文翻译。在两栏的中间，可以看到五个字母：a、b、c、d、e，使每页中的两栏都分成五个段落。这种布局解释了现在世界范围通行的柏拉图的引用方式。我们首先提到作品的名字，然后指明卷数（只针对《理想国》和《礼法》），之后是亨利·艾斯提安版本中的页码；最后是提到的段落；要说明行数，我们参考由约翰·柏奈特（John Burnet）1900—1907 年在牛津出版的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的新版出版于 1995 年，《理想国》的新版出版于 2003 年）。 因此，全世界的读者在阅读柏拉图作品的希腊语文本或任何语言的译本时都可以知道它的出处，从而毫无歧义地相互交流。

柏拉图的学说

柏拉图最初的对话都是在描述苏格拉底的活动，本质上是要检验德尔斐神谕所给出的答案。一天，凯勒丰（Chaerephon），苏格拉底最为热诚的追随者之一，去德尔斐神庙询问神谕，问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而神谕回答“没有”（《申辩》20e-21a）。

既然对于苏格拉底而言神不可能说谎，那么他就努力想要弄清楚阿波罗的意思。因此，他开始在雅典寻找各种可能具有某些知识的人，然后询问他们，检验他们是否真的拥有知识，以及拥有多少知识。这三种智慧的人分别是政治家（21b-e）、诗人（21e-22c） 以及手艺人（22c-e）。政治家给人的印象是完全没有知识；诗人有技艺，但是这种技艺并不是基于确定的知识，而是基于某种天赋，这种天赋避开了理性，依赖神赐的灵感；只有手艺人具有真正的知识，但那并不是科学，因为这种知识运用于可感的具体事物，缺乏稳定性。无论如何，借助辩驳法（refutation，ēlenchos）这种非常精确的方法，在对话的语境中苏格拉底实施了这一探究。

苏格拉底的辩驳法有某种特殊的逻辑结构，追求一个伦理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回答者要为一个成为辩驳目标的论题辩护。随后，苏格拉底让回答者接受一些无须经过讨论就可以接受下来的命题，而这些命题会和他之前所持的论点相悖。一旦承认了这些结论，苏格拉底就表明这些命题意味着否定对话者开始捍卫的论点。有人怀疑，通过揭示回答者在同一问题上给出相反的答案，是否就能够证明回答者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对于苏格拉底而言，这一点似乎毫无疑问。不管怎样，这些相反的答案证明了回答者的无知。通过这种方式，辩驳的逻辑维度附属于它的道德目的。苏格拉底并不是为了获得辩驳的乐趣羞辱回答者，而是为了通过这种羞耻感来使对话者取得进步。

《柏拉图的次优城邦：<礼法>导论》

[加拿大] 托马斯·罗宾逊 著 张新刚 译 刘玮 编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7月

这一点正是雅典公民没有理解的，在提到使政治家、诗人和手艺人都屈服于他的辩驳之后，苏格拉底自己指出：“由于这个探究，法官先生们，我变得很不受欢迎，这些都很难对付并且成了沉重的负担，许多诽谤者和智慧的名声都由此而来，因为每次，旁观者都认为我拥有我证明了对话者并不具有的智慧”（《申辩》 22e6-23a5）。而苏格拉底本人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自己是神送给同胞公民的礼物：他们的灵魂由于幻想和错误的意见而 处于对自己无知的状态，而他将净化他们的灵魂。

然而，柏拉图很快就发展出一种独断论，带有正面教导的学说，主要的观点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明确。首先，由可感的具体事物构成的世界只是一系列可理知形式（理念）的影像，可理知形式代表真正的实在，因为它们在自身之中就拥有存在的原理。第二，人不能还原为他的身体，因为他真正的同一性在于非肉体的实在，是它解释了所有运动，包括质料性的运动（生长、位移等等）和精神性的运动（情感、感觉、可理知的知识等等）。

在《斐德罗》中，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柏拉图对灵魂的定义和对它命运的描述。灵魂的本质在于什么？在于它的不朽。这个回答来源于《斐德罗》中的一个神话（245c-249b）和《礼法》第十卷中提出和发展的证明。将灵魂定义为运动的原理，就是确认它让自身和所有事物运动，也就等于说它是不朽的，因为这个运动不可能停止，否则所有事物都会彻底崩溃。

由于灵魂存在论上的地位，它成了可感觉事物和可理知事物之间的中介，所以很自然地导致了它能在实在的不同等级之间，也就是在可感觉事物和可理知事物之间运动。对灵魂而言，去往可理知事物的“旅程”必然更为长远。在这个背景下，诉诸马车、翅膀和羽毛的意象，以及上升和下降的比喻，就是很自然的。人和神、精灵的灵魂被表现为由三种要素构成的整体：一位御者和 两匹马。在神和精灵之中，御者和两匹马“都是好的、都出身高 贵”；而在人之中，它们是混合的。人类灵魂三分在《斐德罗》中的呈现，使人想起《理想国》第四卷，在那里灵魂被分为三个部分，对应于公民的三个功能性群体：御者相当于理智，好马相当于意气（thumos），而那匹暴躁的马则相当于欲望部分。

所有人类灵魂的命运都是循环的，由十个时期组成。后九个时期的每一个都包括在人类或动物身体中的生活，以及在余下的时间里在天上或地下的居留。神、精灵的灵魂与人类、动物的灵魂的区别在于，沉思可理知事物的持续时间和质量。神和精灵近乎永恒地居住在天上，只占据上到天体的位置，到达构成可感世界的球体的外部，并沉思可理知事物。在《斐德罗》中可感世界的物体所在的球体相当于《理想国》中的洞穴。在向可理知事物上升的过程中，人类灵魂努力跟随神和精灵。有些灵魂经历困难，获得成功，观看到了可理知事物。有些灵魂仅仅部分看到了可理知事物。还有一些的灵魂，最终没有看到可理知事物，而只能满足于意见。第一种人类灵魂在天体上居留，直到下一个轮回，也就是说直到一千年之后。而另外两种灵魂，就会转世到人类或动物的形体之中被生到世间。

正如我们所见，不诉诸可理知形式就不可能讨论灵魂。不幸的是，柏拉图从没有说可理知形式是什么。在《斐多》中，他断言有两种存在：一种是可见的，另一种是不可见的。可理知事物是完全的、纯粹的、单纯的存在，也就是真正的存在。这种存在以统一性为特征：它在数学上，特别在结构上是一，因为它是纯粹的，没有混合。相比不停流变，因而会出生和死亡的事物，可理知实在以永恒不变为特征：它既不生成也不毁灭。因此，不能认为它是结果，而必然要将它看作存在的原因。柏拉图提出可理知形式的假设，原因是要建立起相应的伦理学、知识论和宇宙论。

面对雅典的不幸（古典城邦在对手的打击之下衰落，公民们对普遍价值做出相反的判断），柏拉图希望延续苏格拉底的活动，基于绝对确定的道德原理，寻求建立不同的政治秩序。这解释了为什么他第一阶段的对话都在处理伦理问题。他的目标是定义完美公民的关键德性，而这一要求暗示了既不依赖于（由诗人传授的）传统，也不依赖于（如智者所述的）任意的习俗或约定，而是依赖于绝对规则的存在。

苏格拉底之死

然而，正如《美诺》所说的，使伦理系统得以可能的这一假设，关系到知识论的领域。为了能够把握伦理学所需要的绝对规则，柏拉图必须假设存在与意见不同的官能：理智（intellect）。 但是理智和意见的区分暗示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对象：意见的领域是可感的具体事物，它们处于生成之中，而理智可以把握永恒不 变的绝对实在。简言之，为了解释道德要求所预设的认知过程，柏拉图在《斐多》中假设了可理知形式这种实在。不像可感的具 体事物，可理知形式并不能够由感觉把握，而是由灵魂观看它们的记忆把握，灵魂在自身与所有地上的物体相分离的时候曾有过这种记忆。

让我们再进一步。可以肯定的是，可理知形式解释了理性知识的获得过程。然而，可感的具体事物并不依赖这些认知过程。但是如果可感世界的对象和它们的特征可以被还原为复合物运动转瞬即逝的结果，那么我们还是不可能发展出真正的伦理学或认识论。从这个角度讲，存在一个由可理知形式构成的世界这一假设就是一个方便的人工制品，但是缺乏实在中的牢固基础。因此，除了伦理学和知识论提出的必要性之外，必须找到宇宙论的基础来解释可感的具体事物，否则如果只有这些事物，它们将会在不断的生灭变化中消失。我们只有在具体的可感觉事物展现出某种稳定性的时候，才可以认识并且谈论它们，而对可理知事物的“分有”就保证了这种稳定性。简言之，通过以可理知形式为蓝图塑造宇宙，工匠神（Demiourge）保证了可感世界的某种稳定性，使我们可以认识并谈论它。而在国家中，规则的存在则用来指引人类个体和集体的行为。事实上，这应该就是柏拉图写作《蒂迈欧》时的意图，在经过了《美诺》《斐多》和《斐德罗》构成的必要阶段之后，《蒂迈欧》是最好的终点。

由于可感的具体事物是可理知形式的影像，它们必然与之相似。而“相似”具有两面性：它同时暗示了一致性与不一致性。在《蒂迈欧》中，工匠神的干预确保了可感的具体事物与它们所分有的形式一致，而 chōra 或“空间环境”（spatial environment）解释了它们与形式的不一致性。所有可感的具体事物，由 chōra 构成，看起来是多样的和分离的，并在它之中发生转变（52c2- d1）。蒂迈欧可以说 chōra“以特别令人困惑的方式分有可理知事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有 chōra 这样一个可理知的形式，而是说 chōra 展现了与可理知事物相似的几个特点：它是原理或本原、永恒不变、不能由感觉感知等等。因此在《蒂迈欧》中，柏拉图不是区分了两种，而是三种事物，因为除了可理知形式和可感的具体事物之外，还出现了chōra，可感的具体事物位于chōra 之中并由其构成（51e-52c）。

可理知实在作为范型存在，因此使可感的具体事物能够具有足够的持存性和规律性，从而能够被感知、被思想以及被作用。这种规律性和持存性也必然呈现于政治和伦理互不分离的国家中。如果人类并不是由他们的身体而是由灵魂来定义，那么政治及其目标就不仅仅是管理物质资料，即确保生存、繁衍和对公民身体的保护，而且要确保他们灵魂的卓越，也就是必须遵守理智的命令。这些命令包括哲学家的规定（参见《理想国》），或者法律（参见《礼法》），是教育——不仅是在学校而且是在城邦的各 种节日之中的教育——塑造了公民的品格和行为，使他们能完美地接受哲学家的规定或法律。

这种学说在我们看来非常奇怪，但正是这种奇怪使柏拉图变得有趣。正是因为他和我们如此不同（就他提出的解决方式而言），又如此熟悉（就他提出的问题而言），柏拉图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有一个过去和一个未来，而这个过去和我们的现在是那么不同，正如未来也会如此。甚至，由于他的生活和写作处于一个传统价值和新学说走向破灭，已经不能再激励人类行为的时期， 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这一中介，表现出这样一种原创性的理智姿态：不带偏见地探究是什么让个人和国家的生活成为值得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