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妇好、后母戊、亚长谈地下遗存与地上文献的失联，以及华夏文明的“修国史”问题
文｜翁卫和
殷墟考古已经进行了近百年。
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青铜礼器、玉器、王陵、宫殿宗庙建筑遗迹，为我们认识殷商王朝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实物资料。
但是，一个问题始终值得我们深思：
为什么殷墟出土了这么多王朝级别的顶级文物，我们却很难将其中的许多人物、器物和历史事件，与传世史籍中的具体记载一一对应起来？
妇好、后母戊、亚长，是殷墟考古中十分重要的三个名称。
妇好墓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玉器和其他珍贵遗物。
后母戊大方鼎，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杰出代表。
亚长墓出土的青铜器、兵器及其他随葬遗物，也体现出殷商社会极高等级的礼制文化。
然而，这些考古认定的人物，为什么没有在《史记·殷本纪》等传世史籍中留下可以直接对应的明确记载？
考古解释中的人物，与传世文献记载的殷人祖先、先王、宗庙祭祀和王朝大事，为什么存在如此明显的距离？
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被轻易放过。
当然，传世史籍没有记载某个人，并不能证明这个人不存在。历史文献本来就存在大量缺失，考古发现也完全可能补充史书未载的人物。
但如果一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遗存，始终无法进入完整的王朝历史叙事，我们就有必要重新检查自己的研究方法。
因为考古的目的，不应当只是给器物分类、给遗址断代、给墓葬确定主人。
更重要的是通过地下遗存，重新认识曾经真实存在的人、事、制度和文明传承。
一、殷墟找到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仍然难以还原完整的历史？
我们先看殷墟五号遗址。
考古学界将其认定为妇好墓，并将出土铭文与甲骨卜辞中的妇好联系起来。
按照通行解释，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曾参与军事、祭祀等活动。
这一认识并非毫无依据。甲骨卜辞中确实存在大量关于妇好的记载，殷墟五号墓也出土了带有相关铭文的青铜器。
问题在于：
这些证据是否已经解决了五号遗址的全部历史问题？
墓内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玉器、兵器和其他遗物，为什么具有如此复杂的组合？
不同铭文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些器物是围绕某一位王室女性的生平展开，还是同时承载着更加复杂的祖先祭祀与宗庙历史？
在我对殷墟五号遗址出土铭文的重新整理中，尝试将不同铭文按照祖源、婚配、立国、王统和祭祀关系重新分类。
其中部分铭文及器物图像，可以尝试与《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帝喾、简狄、契等殷人祖源人物进行比较。
例如《史记·殷本纪》记载：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
这段文字包含了帝系、婚配、母系祖源和殷人始祖等多重历史信息。
如果殷墟王室长期祭祀祖先，那么这些祖源记忆是否可能保存在青铜器铭文和礼器图像之中？
我认为，这是一条值得深入研究的线索。
但必须注意，器物上的纹饰不能仅凭形象相似，就直接认定为帝喾、简狄或契。新的解释必须接受铭文字形、器物年代和考古背景的共同检验。
我提出殷墟五号遗址可能涉及宗庙“重屋”制度，并不是否认考古发现，而是希望重新讨论：这些遗物是否还保存着目前解释尚未充分揭示的殷人王前史？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二、后母戊大方鼎，为什么只能围绕商王配偶来解释？
再看后母戊大方鼎。
从过去的“司母戊”，到现在的“后母戊”，名称发生了变化，但其基本解释仍然围绕殷商王室女性祖先的祭祀展开。
这件大鼎体量巨大，铸造工艺复杂，纹饰庄严。
它体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制造技术，也体现了强大的王权组织能力。
那么，这样一件顶级礼器，究竟承载了什么历史？
我在研究中提出了“司戊妃”的重新释读。
这一解释涉及古代铭文的读序、天干帝系和祖先祭祀制度。
《礼记·月令》记载：
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又记：
其日戊己。
这说明，在古代礼制观念中，黄帝、中央土与戊己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
因此，我提出：
铭文中的“戊”，是否可能具有黄帝祭祀称号的含义？
“妃”是否可能涉及黄帝正妃嫘祖？
这件大鼎所体现的祭祀制度，是否可能继承了虞舜、大禹以前的帝系祖祭传统？
这些问题，目前尚不能作为定论。
特别是“母”字改释为“妃”，以及“戊”与黄帝身份的直接对应，都需要进一步提供古文字证据。
但有一点值得重视：
一件青铜器的制造年代，与它所祭祀的祖先所处的历史年代，不一定相同。
即使这件大鼎铸造于商代，它所承载的祖先崇拜和礼制传统，也完全可能形成于更早的时期。
因此，不能只研究这件鼎是谁制造的，还应当研究它祭祀谁、为什么祭祀，以及它所继承的礼制来自哪里。
这才是认识王朝文明传承的完整过程。
三、亚长是“将军”，还是我们尚未认识的殷商历史人物？
殷墟亚长墓同样值得讨论。
亚长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和其他重要遗物。
其中，带有“亚长”铭文的器物，是考古研究判断墓主身份的重要依据。
部分研究将其与高级军事人物联系起来。
但是，“亚长”究竟是人名、族氏、职官，还是兼有多重含义的称谓？
这一问题仍然值得从古文字和商代制度两个方面深入研究。
我们不能简单认为：
墓中出现某种铭文，便必然等于墓主姓名。
同样，也不能仅凭大量兵器，就完全确定墓主的军事职务。
在殷商王朝的社会制度中，军事权力、宗族身份、王室职官和祖先祭祀之间，可能存在复杂联系。
如果“亚长”属于某种王室职官或宗族称谓，那么它在殷人政治制度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是否能够与甲骨文中的其他职官名称相互比较？
又能否与《史记·殷本纪》等文献所记载的王朝制度建立联系？
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考古发现一个铭文称谓，不等于已经还原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全部身份。
更不能因为某种解释被广泛使用，就认为有关这个人物的历史研究已经完成。
四、地下遗存与地上文献无法对应，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在华夏文明探源过程中，我一直强调：
地下遗存与地上文献，应当相互参照、相互检验。
地下遗存保存的是古代社会留下的物质证据。
地上文献保存的是经过历代记录、整理和传承的历史信息。
二者性质不同，但都可能包含历史事实。
我们不能认为地下出土的每一件器物，都必须在传世史籍中找到对应的人物。
同样，也不能因为传世文献中的人物暂时没有得到考古确认，就认定其完全没有历史依据。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考古文化分期不能直接代替王朝历史。
“商代晚期”是考古年代判断。
但它不能回答所有历史问题。
一件商代礼器可能祭祀更早的祖先，一座商代宗庙也可能延续更早的祭祀制度。
如果只研究器物属于哪个时期，而不研究它所承载的历史内容，文明传承就可能被割裂。
第二，铭文释读不能脱离古代制度。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称谓，可能涉及人名、族名、职官、祭祀对象以及宗庙称号。
不同释读，会形成不同的历史解释。
因此，必须将铭文字形、器物组合、出土位置与古代礼制结合起来研究。
第三，历史文献不能只在符合现有考古解释时才被引用。
《史记》《尚书》《左传》《礼记》等文献，虽然成书年代、材料来源及历史可靠性各不相同，但其中保存的上古历史记忆，仍然值得逐项考察。
不能凡是符合现有考古结论的文献，就称为历史互证；凡是不符合的，就一概视为神话传说。
反过来，也不能要求考古材料必须符合传世文献。
真正的互证，应当允许二者相互支持，也允许二者相互纠正。
如果地下遗存与地上文献不能吻合，我们首先应当检查双方的证据，而不是急于宣布其中一方错误。
这才是历史研究应有的态度。
五、殷墟是否存在被忽略的“王朝宗庙历史”？
我在研究三星堆、殷墟以及其他早期文明遗址时，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
华夏古代王朝的宗庙祭祀，并不仅仅是祭祀某一位已经去世的王或王室成员。
它还承担着记录祖源、确认王统、延续宗法和表达政治合法性的功能。
因此，宗庙中的礼器、铭文和图像，可能具有多层历史意义。
在我的研究体系中，三星堆部分青铜人像与礼器，可能保存了尧、舜、禹等上古人物的祖祭记忆。
殷墟部分青铜礼器，则可能保存殷人关于帝喾、简狄、契等祖源人物的祭祀传统。
这两条研究线索，最终都指向一个问题：
夏、殷、周之间，是否存在连续发展的帝系祖祭与王权礼制？
如果存在，我们就不能将每个遗址完全孤立起来研究。
良渚、石家河、三星堆、二里头、殷墟，以及西周宗庙遗存之间，可能存在需要进一步识别的制度联系。
但是，这种联系不能只依靠图像联想或文献世系来建立。
还需要通过器物形制、铭文系统、年代序列、金属工艺和考古地层逐项验证。
我提出这些问题，是希望在现有考古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寻找华夏文明的历史主体。
不能发现了王城，却找不到王。
发现了宗庙，却说不清祭祀的是谁。
发现了大量王器，却无法解释它们承载的王统历史。
考古不应停留在“发现了什么”，还应继续追问“是谁留下的、为什么留下、记录了什么历史”。
六、这种重新研究，是不是一种“修国史”行为？
我认为，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具有“修国史”意义的历史研究工作。
但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修国史。
中国古代有重视史官记录、整理王朝世系与历史事件的传统。
《史记》之所以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就在于司马迁不仅记录帝王世系，还试图将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和制度联系起来，形成连续的历史叙事。
今天的考古发现，为重新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大量司马迁不可能见到的实物资料。
甲骨文、金文、简牍、墓葬、宫殿和宗庙遗迹，都能够补充、修正甚至推翻某些传世历史记载。
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研究本身就具有不断补充和重建历史的作用。
但是，修国史不是按照某种预先设定的王朝世系，重新安排所有考古发现。
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修史，应当做到：
一是重新整理历史文献，明确不同史料的来源和可靠程度。
二是重新研究出土铭文，区分确定释读、争议释读和新提出的解释。
三是重新分析器物组合，判断其使用、祭祀、毁弃和埋藏过程。
四是将人物、年代、地点、事件和制度逐项对应，建立能够接受检验的证据链。
五是允许新的研究结论修正传统史书，也允许考古证据否定研究者原先提出的假说。
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从考古材料中重建历史。
因此，我认为：
重新研究殷墟，不是为了另造一部符合个人观点的国史，而是为了利用新的考古材料，重新检验和完善华夏文明的历史叙事。
这项工作，完全可以称为具有“修国史”意义的研究。
七、翁卫和提出：从“考古文化史”进一步走向“考古人物制度史”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当丰富的中国考古学文化体系。
从仰韶、龙山，到良渚、石家河、三星堆、二里头、殷墟，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考古文化，为研究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但是，文化类型并不直接等于历史王朝。
器物年代也不直接等于历史事件。
我认为，在继续完善考古文化研究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建立一套以历史人物和制度为中心的研究方法。
也就是：
从考古文化史，进一步走向考古人物制度史。
例如研究殷墟五号遗址，不应仅仅停留在“妇好墓”的认定。
还应继续追问：
妇好铭文与其他铭文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器物组合是否反映不同层级的祖先祭祀？
这些铭文是否包含殷人王前史的信息？
研究后母戊大方鼎，也不能只停留在名称争论。
还应研究它的祭祀对象、王权等级、礼器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可能具有的历史来源。
研究亚长墓，则需要进一步讨论墓主称谓与殷商宗族、职官、军事制度之间的关系。
这些研究并不要求我们预先否定现有考古结论。
而是要求我们在已有证据的基础上，继续追问尚未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这才是考古研究能够不断向前发展的原因。
结语：不能让华夏文明只剩下遗址和器物
殷墟发现了那么多顶级青铜礼器，那么多铭文，那么多王朝遗存。
为什么我们仍然无法将其中许多人物和事件，与传世历史完整地联系起来？
这不是一句“史书没有记载”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同样，也不是将所有尚未对应的器物，直接归入三皇五帝或夏代王统，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真正需要做的，是重新建立地下遗存与地上文献之间的证据联系。
对于妇好、后母戊、亚长这些考古认定，我们既要尊重已有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也应当允许重新释读、重新编排和重新解释。
在我看来，华夏文明探源不能永远停留在发现多少遗址、出土多少器物、建立多少考古文化类型上。
还应当回答：
谁创造了这些文明？
他们建立了怎样的王权制度？
他们祭祀哪些祖先？
他们留下了什么历史记录？
他们与后来的夏、殷、周王朝，又存在怎样的传承关系？
这些问题，才是历史考古最终需要面对的。
没有人物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历史。
没有制度的文明，是难以解释其传承的文明。
没有证据互证的历史叙事，也无法成为可靠的历史结论。
所以，我主张重新研究殷墟铭文，重新讨论五号遗址的性质，重新认识后母戊大方鼎和其他王室礼器。
不是为了否定近百年来的殷墟考古成果。
恰恰相反，是希望这些珍贵的考古成果，能够在华夏文明历史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让地下遗存中的人，重新进入历史。
让传世文献中的事，接受考古检验。
让华夏文明的承前启后，不再只是抽象的文化分期，而能够逐步形成有人物、有年代、有地点、有事件、有制度的历史叙事。
这才是我所理解的历史考古。
这也是今天重新研究殷墟，开展华夏文明“修国史”工作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