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美国社会的问题时,傅高义先生说:“美国有钱的人太不像样子了,很多穷人没有钱……”,然后擦了擦口水。漫步在美国街头时,这种感觉尤为明显。
纽约的繁华与脏乱,正是傅高义先生论断的真实写照。穿梭在曼哈顿区的摩天大楼之间时,我大约懂得小时候蹲下观察蚂蚁时,蚂蚁心中是何种感受了:抬起头来,明明空气自由地流动,却胸口发闷,溺水般无法顺利呼吸。何止是一线天,哪怕是二线天三线天日字天田字天也见过了。在一座座巨峰间的玻璃小孔中,办公桌上的电脑中,无数资产在一根根网线中流动。这些资产的主人已经在新泽西呼吸着甜美的空气或是在加州海滩吹着海风露出小麦色的胸膛了,一个个玻璃方框身穿西装敲击着键盘的人也是这些资产利益的受益者。
在这些庞然大物的脚下,临时脚手架下和衣而卧,身前竖着瓦楞纸板的流浪汉们,处于这座城市的最底层。在他们之上,时代广场上的蓝精灵玩偶服拼命向你挥手,只待和不知内情的人合影拿走他们口袋里的美刀;路边游荡的小哥拼命把光盘塞在紧抱的臂膀里,若是你拿出钱包,他会飞快地抽走其中一张——多半拿不到找零;地铁里的粉色连衣裙已经被大妈身上的赘肉挤的走了型,旁边的座椅上放着半人高的黑色塑料袋,里面恐怕是一家人不知用多久的日用品。
帕罗奥拓小镇上的艺术节里,所谓艺术家的小摊上,一只带有花纹的小碟子,要卖到十几刀二十几刀,然而附近的居民们依旧穿梭在摊位间,挑选着心仪的艺术品,随着露天演唱会的音乐节奏摇摆。那些比弗利山庄上的人们,和星光大道上叫卖碟片的人,芝加哥大学校园里拦住学生要钱的人,似乎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
参观哈佛大学校园时,导览为我们介绍百年前的宿舍捐赠者时,以羡慕又崇拜的口吻介绍捐赠时的条件:他的子孙后代进入哈佛,能够住进宿舍里最豪华的房间,享受他捐赠的真皮沙发和水晶吊灯。而那些为了争夺仅有的奖学金,希望能够改变命运的人们,却不敢把怒火发泄在享受着代代相传的优待之人身上,而是试图抢夺那些可能比他们处境更糟糕的人身上的机会。在纽约匆匆瞥到的“白人至上”游行里,他们的不满之一正是黑人能够用更低的分数进入更优秀的大学——这不公平,我们要把属于我们的机会夺回来!
当然,他们选择性地忽视了亚裔需要的分数远远高于他们这一事实。
真正令人担心的不仅是社会阶级严重分化的问题,更是这些阶级间能否流动的问题。如果说下层阶级的人有机会向上游动,那么最可能的实现出路便是教育。我们一路访谈的嘉宾中,但凡出身底层家庭的,无一不是通过超凡的努力与卓越的智力实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莱夫,出生于委内瑞拉的一个贫困家庭,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的书本都是哥哥姐姐用过的;机械系主任陈刚教授,出生在襄阳一个小镇,只有父亲一个人拿工资;纽黑文大学的神探李昌钰博士讲起他父亲在太平轮事件中去世,自己读不要学费的警察学校、边打工边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笑呵呵地讲着段子,恐怕当年的痛苦与煎熬早就被几十年的时光冲淡了味道。
若寻找他们改变命运经历的相似之处,恐怕持续到博士的学习是最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考虑到他们的年龄,他们中接受教育最早的也在二十年前拿到了博士学位。如今美国的教育变化,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在我能看见的地方,这条路似乎在越收越紧。
高考恢复也不过几十年,却已经进化到远远超越了个人努力的比拼,越发向一个家庭的财力与知识储备的比拼方向前进,既不是那个在田里干完农活读读书便能考上大学的年代,也超越了那个听着收音机里小虎队的音乐做做习题便能考上大学的年代。高考不是一个人的战争,更是一家人的战争——这场战争具体到父母看电视的音量大小。这场战争也不是在高考那年才开始,而是早在孩子出生时就开始了——包括幼儿园有没有学英语,小学有没有学小提琴,中学有没有上过机器人课考过计算机二级。如幸运地考入大学,这场全家战争的影响也将继续持续在大学生活中,影响着你做出的大大小小每一个决定。
我不知道二十多年前我父母踏入一个陌生城市时是何种感受,但是当我从山海关外进入江南水乡时,我才发现大家所经历的是怎样不同的二十年人生,也一下子理解了初入市里重点高中教室时,来自各个县区同学们的局促与不安来自何处。当年带着小小的优越感向下俯视的我,大概终于理解一点他们的感受。在大学校园里大家口中谈论的东西,总有些是你闻所未闻的。
年轻人当然有无限的适应力,我可以在几天之内掌握十几年间从未接触过的移动支付的诀窍,也可以飞快地适应公交车的编号从最多二十几变为三位数,但是那只看不见的眼总归要一点点睁开,而且每睁开一点,便会后悔它睁开得晚了一点。比如我从不知道中学也可以有大学教授指点你参加学科竞赛,再比如我从未想过在中学里便有机会去德国交换一周,就在今年我们的城市才刚刚有了第一个自称可以教托福的老师——水平不敢恭维。有时我扪心自问,为何如此厌恶创业活动,大概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类活动常常在提醒你一个人生长的环境对他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就像我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在金拱门买一杯可乐,不知道信用卡该用哪个方向怎样插在机器里,看着同行的同学们轻车熟路时的感受。
在江西的一个村子里做社会实践时,村主任和我们聊起他在市里读书的女儿。村里到市里有近两小时车程,母亲在学校旁租了个房子,照顾女儿的饮食起居。“大家都是这样的,都陪读。”村主任对这种行为不以为然,又不得不学着大家将整个家庭投入高考之战中。
这次所见到的大学教授们,凡是提到特朗普,无一不是以厌恶又嘲讽,带着无奈的口吻。耶鲁的法学院的教授讲述他和他优秀的学生们如何与违反法律的总统令做斗争,傅高义教授更是坦诚地说他“乱七八糟的”。无数的美国村主任,投票给他,反对的不仅仅是希拉里,也是她代表的精英阶层,想在社会稳定层层结构间撕出个口子来。
还好,在我们这里,稳定压倒一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