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是在“磨道”里开始的。“磨道”，是三间土坯房，房顶是茅草。
“磨道”，是我母亲的叫法，真心不知道这名称的来历，它说的就是“磨坊”。但磨坊又有点儿太过高级，所以，我还是喜欢叫他“磨道”。
在我5、6岁的时候，乡里把它临时改成了学校。我母亲没有太多精力管我，于是，就和学校里的唯一老师——她是我们村子西边大约3公里的一个村子里的乡干部家的女儿——商量，让我在那半间磨道里开始了我的小学。
磨道土坯房屋顶是茅草，和今天英国、北欧的老房子几乎一样。是一种特别的、特有的草生植物。每年春天生长，秋季成熟，有2米高。一敦敦地，非常漂亮。除了盖房子，其他似乎没有一点儿用处。盖房子的土坯，也是利用茅草地，一块儿一块儿地用特制的铁锹铲起，然后晾干，再用作墙体材料。
1959年前后，中原乡下饿死成千上万的农民。我们隔壁的这个磨道，原来是一家人口很多的人家，59年全部饿死，他家的房子回来就成了“集体”的磨道。
磨道小学，没有任何座椅板凳、教具。就是三间茅草房的西边一间半的空间，十几个娃每人自己带凳子——不是坐，是用作“课桌”，坐在地上，趴在凳子上，听老师讲课。讲的内容很深刻，至今不忘：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共产党万岁”。
磨道小学，毕竟是临时。尽管一大半村民59年都饿死了，但1960年以后，形势变化很快，农民开始有粮吃，人口开始增加。磨道的利用率提升很快。学校不得不转移到村后一处危房。这处危房是另外一家死绝厚留下了的土坯房。房顶的茅草一大半年久失修，都露了天，还有一堵墙已经倒下。但是，这是一个不需要和驴争抢空间的所在，所以我们很快就搬了进去。这样，我就完成了我最初的2年小学启蒙。
到了2年级结束，整个大队所有各村的小学进行了集中，16个生产队划分为南片、北片。各有一所正规学校。我所在的北片学校，大约有十几间茅草房。很低、潮湿，但有课桌，尽管是泥台子，凳子依旧需要自己带。老师也有7、8个。就这么大约不到2年，南北2所学校合并。新学校有石棉瓦砖墙的校舍，也有吃商品粮的正规教师，感觉非常正规。到了5年级，中午已经不允许回家，每个人都带饭。我每次带个大饼。有一个已经不记得姓名的外乡正式老师，对我特别的好，不仅帮我把大饼在老师伙房加热，还会给我一碗他们馏馒头的热水喝。“馏馒头”，就是今天的预制菜，把蒸好的馒头放在热水上面加热。放馒头的篦子下面的水，可以喝。
这个从不苟言笑的吃商品粮的老师，不仅每天给我热水喝，而且，将学校里的所有图书供我随便看——那些图书至多几十本，不能忘记的有《战地红樱》、《山乡怒吼》之类。
我在磨坊里完成了对生命的启蒙。
那个时候，母亲在磨面结束后，常常坐在地上把我揽在她腿上，对我说：儿呀，好好读书，等你长大了，我们也给支书送头猪，让你也当个老师。风，刮不着；雨，淋不着。不要向我和你爸一样一辈子受苦。
后来，我是那个磨道小学里第一个考上高中的。又后来，我是整个村子第一个考上大学的。
再后来，我辞去了城市高中教师的铁饭碗。
我下海了。
我生命的启蒙是和驴在一起开始的。驴在茅屋东头默默地拉磨；我在茅草屋西头眼睛睁地大大地、在铺满驴粪的教室里欢快地上学。
妈妈96岁辞世，她临终前对我我：孩子，我知道你很争气，我这一生很满意。
做一个令母亲感到满意的孩子，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