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梁公发业的时与势
1896年，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杂志。仅仅一年后，该报发行量从创刊时的3000多份增加到1.2万份，最高达1.7万份，成为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梁公也成为中国近代媒体行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从今天看当时的内容创业，《时务报》同样是时势的产物。
首先是梁公讲故事的能力。曾在康有为门下为徒的梁公对摆弄文字早已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在报刊文字内容上，无论古今中外，梁公既能掘新又敢臆造，《时务报》作为当时的文化快餐，让读者在多味故事中充分体验着快感。
其次是技术发展的契机。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来源端得益于电报的普及。1881年底天津和上海之间就开通了有线电报，加快了异地之间消息传递效率，为当时报刊高效获取消息创造了条件。二是报刊发行端得益于邮政系统的建立。1897年清政府建立了全国第一个邮政系统，得以让杂志能在全国发售，能更快让更多人买到杂志，这让《时务报》很快超出了收支平衡的发行量，确保了办刊盈利。
第三是满足了士绅及百姓对国运的关注。因当时正处于清帝制走向没落的时代，无论是士绅还是百姓，对清廷在外帝入侵上呈现的懦弱心怀不满，又不敢随便言说。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时务报》大胆创造了政论杂志的新模式，写法颇为放肆，既给人触碰禁忌的快感，又给人提供了关注时运的窗口，很好地把握了读者的需求。《时务报》也就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内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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