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朋友的推荐下看了《温故一九四二》（作者：刘震云，一九五八年生于河南延津县，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后，我又特意上网搜了冯小刚根据《温故一九四二》拍的电影《一九四二》。

相比较于刘老的《一句顶一万句》，我更喜欢《温故一九四二》。说来真是惭愧，虽然我身为河南人，可在看到此书之前，一九四二年对我而言，却只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年份。所以对于我这样的无知者来说，此书令我震撼的不仅是逃荒者的凄惨遭遇，还有拨开历史尘埃看到部分真相时的悲哀。当时的蒋氏政府的不作为，信息封锁，导致了河南死亡300万人。而很多人是死在了逃荒的路上，死在日本人轰炸中，死在中国军人的枪口，死在扒火车手脚冻僵掉下来被火车轧死，更有甚者，死在别人锅里，死在至亲的人肚子里（母亲煮食自己的婴儿）……当抽象的数字化成实在的人物和场景出现在电影中时，一幕幕血腥震撼的场景让我不忍再继续看下去……

对于历史，无论是古代史，或是现代史，我的脑中俱是一片空白，我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的严重偏科而导致，绝不能用一句我是理科生来作为推卸的理由。刘老的一本《温故一九四二》让我受益匪浅，至少我明白了何为“水旱蝗汤”，知道了在我家乡死三百万人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邱吉尔感冒。只是，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甘地绝食、邱吉尔感冒这些在我看来无足轻重的事件中的任何一件却都比死三百万人重要？还有刘老在文中的态度，在我看了两遍《温故一九四二》后的现在，仍不甚清楚刘老对蒋氏政府的所为是真正的理解？还是愤怒与无奈之下的讽刺挖苦？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500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110个县。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这是当年《大公报》的报道，与此同时，还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也对此有过报道。报道的内容类似，取得的效果却截然不同。《大公报》报道后被停刊三日，原定的王芸生访美之行也被蒋委长断然取消；而在美国记者白修德报道之后，委员长终于不再对河南的大灾置若罔闻而开始有所行动。

以下分别是《大公报》张高峰、王芸生和《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有关报道：

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寄回了一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通讯。通讯中说：“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报道还详尽记述了河南水、旱、蝗、风、雹等天灾，并揭露当局向灾民执行征兵、征粮等不管百姓死活的政策。《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这篇通讯后深感事关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在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上。 2日，《大公报》王芸生又写了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这篇评价说：昨日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形，大家都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饿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捐，饿着肚皮纳粮，卖了田纳粮。忆旧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到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粮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馨其所有，贡献国家”。这“馨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篇述评发表后，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即刻派人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3、4、5日），以示惩戒。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得知此事挺身而出。 1943年2月，他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白修德在后来出版的《风暴遍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着河南的灾荒：“1942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但是，雨没有下，1942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尽管重庆作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大公报》报道的后果是被停刊三日，白修德的报道却使蒋委员长终于下令救灾。同样的报道，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说明了什么？三百万人的饿死是天灾？或是人祸？？

电影的最后显示，老东家和路边一位失去母亲的小女孩相依而回，影片中的小女孩，便是笔者的母亲，笔者说，他母亲一辈子不吃肉。可我记得在当时，老东家身上已没有任何粮食，两人一路是如何活下去的呢？再深想下去，我不寒而栗……

生命是如此脆弱，生命又是如此顽强。在这场灾难中，三千万河南人，饿死了三百万，逃荒逃了三百万，最后剩下虽遭天灾遇人祸却仍然顽强活着的两千多万，而我的祖父，或者曾祖父，或者高祖父就是这两千多万中的一员，感谢他们顽强的生命力，最终才会有了我们千千万万的一代又一代。回想自己年少不懂事曾产生的轻生的念头，我不禁为自己感到万分的羞愧……

最后，我想感谢我们河南的刘老，是他，让我这个历史的盲人得以知晓这段揪心而不堪的往事；感谢冯导，是他用将近十年的执着才最终在电影史上留下了这沉重而永久的一笔；感谢影片中的每一位演员，冒着严寒和饥饿兢兢业业努力让每一个镜头都如此完美；最让我发自内心的感谢的是美国记者白修德先生，您是我们河南千万人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你，河南饿死的将不仅仅是三百万人，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您铭记在心。

2013.8.4~原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