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灯火辉煌的魔都上海，还是日光倾城的圣地拉萨，无论是在暗流涌动的美国纽约，还是衣香鬓影的法国巴黎，每天你都会和千千万万人迎面相逢，每天你都会和千千万万人擦肩而过。
你们不知道彼此的名字，职业，喜好，但是你们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营营役役，乐此不疲。
走在人潮汹涌的街上，你们不知道彼此来自何方，又将去往何地，但这并不妨碍你们在浮生中的某个刹那萍水相逢。
只是萍水相逢，而已。
你不会知道，哪些人是心有目标，一往直前，哪些人只是漫无目的，东游西荡。
电影《梁山伯与朱丽叶》的第一个镜头，是置身熙来攘往人群里的小人物吴镇宇，他抓耳挠腮，彷徨迷茫地说——
有时候我真想拦住一个人，问问他究竟知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
「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疑问，是哲学世界里的终极命题，也是每个置身于尘世间的人，几乎时时刻刻都会自我拷问和寻思的疑惑。
像「人不可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以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命题一样，有关于人存在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时空的谜题，永远如影随形，却又永远让人如堕五里雾中。
无论你相信或者不相信，许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走到哪里去。
他们在尘世间冒冒失失，跌跌撞撞，遇到什么是什么，就像《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王娇蕊感叹的那样。
真相是，我们大多数人就隶属于这些磕磕绊绊，漂漂泊泊的婆娑众生。
在拉萨的街头，常常会看到坐在路边若有所思，神不守舍的中年男人，他们的头发凌乱，满面风霜，谁也不知道他们在这里究竟坐了有多久，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考虑出了什么世界未解之谜，就像谁也不知道，这段枯坐的光阴在他茫茫的一生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意义。
但是他们坐着，就好像，这就是他们的使命一样。
其实不仅仅是拉萨，在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个时代的伦敦，在吴念真笔下的台北，詹姆斯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或者是海明威笔下的美国的某座城，这样彷徨忧郁的人，比比皆是。
他们不是乞丐，也不是流浪汉，所以他们没有仿佛犯罪悔过般地下跪，低着头，在他们的身前，也没有腥红文字书写的血泪史，没有等着安放哪个路人心生怜悯，投下的一枚两枚硬币的帽子。
但是他们眼神的空洞，空乏其身的姿态让人倒抽一口冷气。
直到某一刻，我恍然领悟，他们不是在无所事事，每个人做任何一件事都有其之所以这样做的必然的原因——他们在「逃离」。
就像曾经在哈尔滨果戈里书屋遇到的那个，每天都会出现在同样的座位的那个西装革履的，提着公文包的，但是仰着头呼呼大睡的男人，他只是想给家人一种兢兢业业工作的印象，他只是想给自己一种「解脱」的幻觉，他只是想从身边人不屑一顾，责难质疑的眼光中「逃离」出来。
就像碧野圭的小说《解忧小食堂》里，那个大儿子性格孤僻，小儿子重病在床的家庭主妇，承受着来自生活的种种压力，却无法获得别人的认同，最寂寞无奈的时候，就一个人出去坐电车，从出发的站点坐到终点站，然后再原路坐回来。
或许在外人的眼中，这种行为荒唐不羁，无济于事，但是在当事人心里，至少在此时此刻，它是一种抽离的形式，让自己获得「新鲜空气」的契机，就算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但能够追求那片刻的心安理得，也是聊胜于无的慰藉了。
至少在那一刻，他有「有事可做」的心理错觉，也就是说，他不是没有依靠，浮在半空中的，他有了自我营建的「归宿」。
你知道，人在这世间，心里不能够没有「归宿感」的，否则就等同于孤魂野鬼，流离失所，否则每一步路都走得方寸大乱，颠簸幻灭。
你也知道，每个人都应该有两个归宿，一个是肉身的归宿，还有一个是灵魂的归宿。
肉身的归宿容易得，一间酒吧，一家咖啡厅，一座图书室，或者任何一座房子都能够短暂地满足，却也最容易失去，因为人不可能永久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他总会从一处渡口跋涉到另一处渡口，而这种离开，或许就是一种肉身归宿的摧毁，所以肉身的归宿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比较而言，灵魂的归宿更要紧，却也更难得，因为没有它，一个人无法获得心灵的安定，他走到哪里，都仿佛是过客，他怎样度过光阴，都像是虚枉此行。
为了追求灵魂的归宿，许多人寄托于宗教的庇佑，更多人则是投身于工作，爱情，或者某种愿意花费大半的光阴去经营的兴趣爱好，并且视之为某种类似宗教的力量——因为它能让人获得心灵的充实，获得生活充满意义的情绪体验。
所以你能看到，在你身边那些热爱一件事并且诚诚恳恳，兢兢业业经营的人身上，都有一种坚定持久，饱满深沉的精神力量，仿佛岁月在熠熠发光。
其实每个人的二十四小时都是二十四小时，但是在这样的人身上，你会发现光阴似乎额外馈赠他们些许，使他们的时间流逝，都有板上钉钉的铿锵声音，而不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地寂寞空虚而死。
拥有灵魂的归宿，其实是比拥有肉身的归宿更至关要紧的事情，因为灵魂倘若有所归依，那么肉身即便四处流浪，也不会感到虚弱彷徨——这就是坚定的旅行者能够一直在路上，但是每一步都走得铿锵，每一步都能获得精神的给养的原因。
故而，修持肉身的美感是赏心乐事，而修持灵魂的美感，是更加叫人丰盛澄明的自我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