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和父母大吵了一架。
印象里大概是第二次这样对他们发火。第一次是大二的暑假，我坐在沙发上，我妈斜靠在桌前，橘黄色的一片夕阳黏在她右半边脸上。我妈低着嗓音跟我说不要信教。我说人有罪，我妈回人没罪。我说人需要悔改，我妈回不需要。我说人要下地狱，我妈回下就下。
我不知道怎么和她解释，心里开始焦躁起来，越焦躁越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越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就越焦躁。然后，就好像一直束缚我的那根锁链被挣断了，啪地一声，我就开始发狂了。
怒吼，摔东西，砸东西，铆着劲儿撞墙，跳楼。我妈一边哭一边死命地抱住我。
疯了的人和我应该没啥两样。
昨晚发火的情形大抵如此。
事后想想，也就是，无能狂怒，四个字吧。
没有能力承认，没有能力解释，没有能力改变。
饭桌上，我爸当着一群亲戚的面说怎么还没找到女朋友，找个凑合的不就行了？我笑笑，不置可否。我爸说房子买了，车库钱和房产证20万还没着落，以后彩礼钱也拿不出来，怎么办。我脸上有些挂不住，开始有些如坐针毡。我爸说生儿子不如生女儿，生儿子尽花钱，不然我早换车子了。
我朝他发火了。结结巴巴不知道说了什么，然后开始簌簌地掉眼泪。
饭局的后半段我什么话也没说，看着我爸有说有笑地就着一锅菜喝了一瓶酒。
回家后我坐在床上发呆。心里开始算自己的存款，算自己的贷款，想着遥不可得的女孩。
奶奶走进来问我是不是不开心，是不是吵架了。我说没有。
爸爸走进来，说打牌去。
妈妈走进来推推我说打牌去。我说不打。她说一定要打，我说好。
我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来，隐隐感觉另外一个我即将出现了。
我以为我能理解他们爱的表达方式，我以为我能接受所有人善意的调侃，我以为我能和平地和每个人相处。其实我不能。
我以为我能对单身的身份泰然处之，我以为我能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以为我能靠着自己过想要的生活。其实我不能。
前几天吃饭的时候我不无骄傲地和果冻说房贷都是自己还的，不跟家里要一分钱，果冻拍马跟上一句首付不是你爸妈出的啊，你这点存款明年能付得了房产证的契税吗。你这叫哪门子的靠自己。
我语塞。一时不知该如何反驳。
其实我真的不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学会了沉默，隐忍，恐惧，换取了大人口中“懂事“的标签，我用理性把自我中心一层又一层地包裹起来，努力放弃自己所有的欲望，学历、知识、头脑、家庭甚至信仰，成了我身上越来越厚重的铠甲，坚硬且不可一世。我以为我能强大到做个行者，身处俗世，静看人情冷暖，世间纷扰，却不沾尘埃，可是当那些话飘过来，竟然轻易地剥除我身上所有的武装，我成了个没有穿衣服的人，无遮无拦一丝不挂，只想趁人不注意找个安静的地缝钻进去。
在那里，我看到了我心里的小孩子。他蜷缩在黑暗当中，一动也不动。光照进来的时候，他拼命地抱住自己，注意到我靠近他时，他开始大声尖叫起来。
那个卑怯，真实的自己，不敢以软弱面对世界的自己，不曾接受耶稣基督改变的自己，却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拥有了一切。
铠甲很重要，但不足以稳固到成为人安身立命的保障，更不足以成为适合安放心里小孩子的地方。这个小孩子脆弱，敏感，挑剔，和我的肉身无关，只在我的心中，是我之所以为人的核心。可是我常常忽略了他的存在，总以为铠甲武装的自己是人的本质。他需要爱，他需要陪伴，他需要鼓励，他需要提醒，他需要引导，他需要扶持，他需要一切耐心并且正确的牧养，才能慢慢长大，否则很容易畸形或者夭折。
纪伯伦写过一首小诗叫《我曾七次鄙视自己的灵魂》，诗里面他没有选择用自己的伪装去麻痹真正的自己，而是直视自己内心和外表的矛盾之处。有一个版本的译文如下：
第一次，当它本可进取时，却故作谦卑；
第二次，当它在空虚时，用爱欲来填充；
第三次，在困难和容易之间，它选择了容易；
第四次，它犯了错，却借由别人也会犯错来宽慰自己；
第五次，它自由软弱，却把它认为是生命的坚韧；
第六次，当它鄙夷一张丑恶的嘴脸时，却不知那正是自己面具中的一副；
第七次，它侧身于生活的污泥中，虽不甘心，却又畏首畏尾。
我很愿意把这首诗和心里的小孩子联系起来。好像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小孩子，也都希望他健康地成长。可是如果他，一开始，就畸形了呢？
谁有方法，来救救这个孩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