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商君书》，跑上来第一篇叫做《更法》，内容是商鞅和秦国另外两名大夫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关于“要不要变法”的一场辩论。
但这一篇不大可能是商鞅本人所写的内容，因为文章开头就用到了“孝公”两个字。如你所知，“孝”是谥号，人死后才能使用。而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被新即位的秦惠文王捉拿车裂，几乎不可能有时间潇洒地撰写此文。故《四库提要》说：“孝公卒后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书？如为平日所著，则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开卷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
所以这篇文章大概率是商鞅死后，后学整理此书时撰写的商鞅事迹，放在首篇提纲挈领之用。至于多后的后学，则不得而知了。有个可以参考的对象是《史记·商君列传》，《更法》这篇内容完整地出现在商君列传里，只有个别字词的差异。这两个文献之间，肯定是有一些关联的，有可能是一方挪用了另一方，也有可能是都借鉴了第三方文献。还有一篇《战国策》中的文献，应该也和《更法》有关系，下面我们会讲到。
那么《更法》究竟说了什么，我们逐句逐句来看。
1、「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这段话交待了故事的缘由。“平画”二字，传统解释为筹划。不过“平画”这个词过于奇怪，几乎没有第二个例子。而且“孝公平画”四字独立成句，非常突兀，语义也不完整，不符合当时的行文习惯。有学者认为，这句原本应该是“孝公平昼闲居，……三大夫御于君”，“画”字的繁体是“畫”，而“昼”字的繁体是“晝”，可能是版本流传过程中，漏了“闲居”二字，又搞混了“晝畫”这两个形似的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成了“有一天，孝公闲坐，商鞅等三位大夫在旁服侍”，就非常通顺。
不过不管是哪一种，都不是整句话的关键，关键是下一句：“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这句话交待了变法的几个因素。变法的原因是什么：是时势在变化（世事之变）。重点是什么：是找准治国的根本（正法之本）。路径是什么：是怎么驱使、管理黎民百姓（使民之道）。因为最终实现一切目标，要靠动员人。
2、「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在上述前提之下，秦孝公说出了自己的期盼和担忧。他很明确地表示，自己就是有“变法”的念头，只不过是担心天下人议论他，有反对声，有不同意见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提到“法”，就和现代的法律条令建立一对一的联系。《商君书》里，经常“法”“礼”并举，实际上都是指广义的制度层面，而非狭义的法律。换句话说，“变法”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体制改革”。单理解成法律条令，就狭隘了。而无论什么样的体制改革，总会涉及利益调整，难免有阻力。秦孝公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秦孝公在说担忧之前，还引用了另一句话。“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目的是给自己的行为找正当性，同时给商鞅等人施加道德压力。他说我作为继位的君主，不能忘了社稷，这是我的责任。现代人可能会把“社稷”理解成国家，实际上先秦时代，“社稷”更多的是指宗族的香火继承。“继承”也就是“代立”。秦孝公还说：你们臣下的责任，就是要设计和处理好制度。而好制度的原则是什么呢？是要明确主君的权威。秦孝公即位之前的秦国，几代国君本人的地位和权威确实很难保障，说这条原则是他的急切之需，倒也绝不为过。
3、「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商鞅接下来用了很长一段话来打消秦孝公的疑虑。这段话虽然长，但前面很大部分翻来覆去，讲的就是一句话：行大事的智者，不要和愚昧的大众商量，不要在意他们的声音。这些内容可以忽略，这段话真正的关键在最后，商鞅提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治国原则：“不必法其故，不必循其礼”。一切应该以强国和利民为出发点，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不一定事事都要照搬过去的教条和规矩。进一步说，假如过去的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强国利民，则要勇敢地破旧立新，改革变法。这显然也是商鞅在为秦孝公鼓劲打气，坚定其信心。
之所以说这条原则重要，在于它是先秦学术里一个关键话题，一个根本分歧。简单讲，就是到底应该“法先王”还是“法后王”。
提倡法先王的学者，认为春秋战国之所以混乱秩序，是因为贵族们克制不住自己的贪欲，主动破坏了先王，特别是文武二周王以及周公时代定下的礼制。在上者骄奢无度，在下者僭越逾礼。各个阶层发生的攻伐侵害，都是利欲熏心，无视规矩导致的。不是规矩出了问题，而是人没有好好去执行规矩。所以只要尊崇先王制度，重新树立旧时礼制的权威，想办法让人去遵守就可以了。
提倡法后王的学者，认为人之所以不好好执行旧时规矩，虽然确实有人的利益私心，同时也因为时移世易，规矩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一代代君主都在为了顺应时代变化，努力对制度作出适当调整。显然离自己时代越近的制度，跟现实需求越匹配。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并非让君主直接照搬最近的制度。它最核心的逻辑是：先王的制度绝不是完美的，基于现实的调整是必须的，既然如此，新君主基于新的现实，试图变法改革自然也合理正当。这就是《更法》开头提到的“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
过去常常把“法先王”和“法后王”简单理解成儒、法对立。现在我们对先秦学术研究更深入了，知道这种理解是不对的。首先，先秦学者都是“儒者”，而所谓的“法家”不过是走上政事管理岗位的“儒者”。所以“法先王”和“法后王”不是学派的分歧对立，而是纯学术观点的取舍。荀子就提倡“法后王”，司马迁也某种程度提倡“法后王”，批评秦制是汉朝的政治正确，司马迁认为秦制符合时代需求，也有可取之处。
4、「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这时，大夫之一甘龙首先提出了反对，认为变法太折腾，吏民会不安，“臣恐天下之议君”，他担心秦孝公因为变法而收获一堆差评。甘龙这一套话，轻飘飘的，用今天的话翻译出来大概类似“好好的，变什么法”，实在对秦孝公不够说服力，也对商鞅不具有任何杀伤力。
5、「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所以商鞅立刻轻蔑地称甘龙不过一般人的见识，“世俗之言”而已。商鞅称，世上有修订制度、改革制度的智者、贤者，剩下的就是默默接受制度、遵守制度的常人、愚者。显然，甘龙至多就是常人，而商鞅本人则是智者，秦孝公如果要变法，该听谁的建议，该和谁一起商讨，一目了然。
6、「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另一位大夫杜挚也提出了自己的反驳意见。他说俗话讲得好，如果没有十倍百倍的好处，不要轻易改变老传统。杜挚提出了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权衡方法。你所谓的变法，究竟能带来多大收益，同时具有多大风险？这番理由，听上去确实比甘龙的意见要更有说服力，值得人冷静地去算一算。不过杜挚自己计算的结果，显然认为变法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他立刻又给出了台阶让秦孝公下。“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既然变法过于冒险，那么我们继续法古、巡礼，安安分分走传统老路，不走改革创新的邪路，至少可以求得“无过”。一辆破车什么都不搞，还能开一百公里，非要自己伤筋动骨去整一整，说不定刚出门就抛锚了。
7、「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针对杜挚的守成观点，商鞅作了针对性驳斥。既然你说要法古、巡礼，那我问你，历代古圣先王，所用的礼法都不同，该法哪一个，该循哪一种？伏羲、神农、尧舜、文武，之所以世所称颂，人民爱戴，都是因为他们根据自己所处的时势，因时立法，因事制礼，所以才能在当时获得巨大成功。他们成功的原因，反而是因为变法改革，而不是循古。到了他们各自朝代的末代君主，虽然遵循先王制度，还是亡国了。可见法古不见得必然正确，变革不见得必然失败，还是要根据现实情况而定。
商鞅这番话其实是有逻辑漏洞的，比如“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夏商周的兴亡，显然不能和循不循古建立简单的单一因果联系。汤武有没有循古，桀纣有没有易礼，这关于史实，都值得探讨。不过对于秦孝公来说，有这些故事作为例证，有商鞅气势磅礴的排比论证就足够了。
8、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乐之，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这是《更法》最后一段，用来引出《商君书》后面诸篇具体的制度政令。这段话也很容易理解，就不具体解释了，总之秦孝公在商鞅的力辩之下，坚定了变法的信心。
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前面遗留的一个问题，《更法》篇和《战国策》关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某一篇的关联。我们把该篇重要信息列出来：
「武灵王平昼间居，肥义侍坐，曰：“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
肥义曰：“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
……王曰：“子言世俗之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与论心；拘于俗之众，不足与致意。……
赵造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且循法无过，脩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
到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发现，《更法》篇和《战国策》这一篇，实质上采用了同一个模板。都是关于变法，说的话几乎完全一致，只不过换成了不同角色而已。用今天的话来说，至少有一篇是洗稿。所以前面说到的“孝公平画”，应该真的就是“孝公平昼闲居”的讹误。从《更法》的具体内容来看，我也不太相信这是一段真实发生在秦孝公时期的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