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的挖掘机开进老街那天，老顾坐在自家门槛上，面前摆着一面拆下来的墙壁。
不是整面墙，是一块剥落的墙皮，大约一米见方，石灰层已经酥了，用手指轻轻一碰就往下掉渣。但这块墙皮上有一样东西，让他在废墟前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一幅画。铅笔画，画的是一个女人，扎着两条辫子，侧着脸，嘴角微微上翘，眼睛弯成两道月牙。线条已经模糊了，铅粉洇进石灰里，变成一种灰蓝色，像褪色的老照片。
画下面有一行小字，铅笔写的，歪歪扭扭：“妈妈，等你回来。”
老顾认得这笔迹。这是他画的。四十年前，他六岁。
他盯着那幅画，盯到太阳西斜，盯到挖掘机的司机熄了火跳下车，盯到拆迁办的工人在他身后搭起了临时围挡。他的手指悬在画面上方，不敢碰。那些线条太脆弱了，像蛛丝，像晨雾，像一口气就能吹散的梦。
这幅画下面，原本还有九十九幅。
他记得每一幅。六岁那年，妈妈走了之后，他开始在墙上画画。用的是铅笔，从学校借的，笔头削得尖尖的。他画的第一幅是妈妈做饭的样子，扎着围裙，锅铲在手里翻飞。第二幅是妈妈蹲在院子里洗衣服，泡沫飞起来，落在她的头发上，像一朵朵小小的云。第三幅是妈妈坐在床边给他讲故事，书页翻开，灯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大大的，暖暖的。
他画得很慢，一幅画要画好几天。画完了，就在旁边写上日期和一句话。有时候是“妈妈今天托梦给我了”，有时候是“爸爸说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有时候只是“我想你”。他的字越写越好，画也越画越像，但妈妈始终没有回来。
父亲一开始还会看看那些画，后来不看了。再后来，有一天他下班回来，拎了一桶石灰浆，一把刷子，把整面墙刷得雪白。
“别画了，”父亲说，“画了也没用。”
六岁的顾远山站在白墙前面，手里攥着那支削得尖尖的铅笔，铅笔芯在他掌心断成了两截，一截掉在地上，一截扎进了肉里。他没有哭，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面白墙。白墙上还有一道一道的刷痕，石灰浆顺着墙面往下淌，在踢脚线的地方凝成一排白色的泪珠。
他没有再画。不是不想画，是墙没了。
后来他长大了，考上了大学，学了建筑，毕业后进了设计院。他画图纸，用尺子、用圆规、用电脑软件，画得精确、规范、一丝不苟。同事们都说他的手绘功底好，线条流畅，比例精准，问他是不是学过美术。他笑笑，说没有。他不提那些画，不提那面墙，不提那个扎辫子的女人。那些东西被他埋进了记忆的最深处，像石灰浆下面那些被覆盖的铅笔画，看不见了，但一直都在。
他以为那些画永远消失了。四十年来，他没有回过那间老屋。父亲后来搬走了，房子租给了别人，再后来老街要拆了，他回来签字。走进院子的时候，他一眼就看见了那面墙——不是白墙了，墙皮剥落了一大片，露出下面一层一层的颜色。最上面是灰色的水泥，水泥下面是白色的石灰，石灰下面还有一层石灰，再下面，是泛黄的墙面，墙面上有模糊的线条。
他愣住了。
那些画没有被刷掉。石灰浆只是覆盖了它们，四十年的风吹雨打，墙皮一层一层地剥落，那些被掩埋的线条又露了出来，像考古学家从地层里挖出的壁画。他沿着墙根走，一幅一幅地辨认——做饭的妈妈，洗衣服的妈妈，讲故事的妈妈，扎辫子的妈妈，笑的妈妈，不笑的妈妈，低着头的妈妈，侧着脸的妈妈。
他数了数，能辨认出来的有三十几幅，剩下的被石灰和水泥盖得太深了，只露出一些零碎的线条——一只手的轮廓，一缕头发的弧度，一片衣角的褶皱。
他蹲下来，蹲在墙根底下，用指尖轻轻拂去表面的灰尘。石灰粉末粘在他的手指上，白花花的，像小时候下雪天堆雪人时手上沾的雪。他拂到那幅画的时候，手停了——扎辫子的女人，侧着脸，嘴角微微上翘，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妈妈，等你回来。”
他的眼眶热了一下，但没有哭。四十岁的男人，蹲在一面即将拆除的墙前面，忍着一眶眼泪，像六岁那年站在白墙前面忍着一掌心的铅笔芯。
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妈妈走的那天，天也是这个颜色，灰蒙蒙的，像一块脏了的橡皮擦。她蹲下来，帮他系好鞋带，摸了摸他的头，说“妈妈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他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她的辫子很长，垂到腰际，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像两条黑色的绸带。
他等了很久。等到天黑，等到父亲回来，等到桌上的饭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他没有哭，他相信妈妈会回来的。她说了“很快”，那就一定会很快。也许明天早上，也许明天下午，也许后天。他不能哭，哭了妈妈回来会心疼的。
后来他开始画画。因为他发现，画着画着，妈妈就好像真的站在面前。铅笔在墙上游走，线条一点一点地勾勒出她的眉眼、她的鼻梁、她的嘴唇、她下巴上那颗小小的痣。每画一笔，她就近一分。画完的时候，她就站在墙里面，隔着薄薄的一层石灰，看着他。
他跟她说话，告诉她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告诉她隔壁的小胖欺负他，告诉她他考试考了一百分。她不回答，但她笑着，弯弯的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水光，像是在听，像是在点头，像是在说“妈妈知道了”。
那些年，那面墙是他的整个世界。墙上的每一幅画都是一扇窗户，窗户外面是他回不去的从前。他趴在窗前，踮着脚尖往外看，看得脖子酸了，眼睛花了，还是舍不得走。因为关上窗户，屋子里就什么都没有了。
后来父亲把那桶石灰浆泼上去的时候，他听见了窗户关上的声音。不是“砰”的一声，是“嘶”的一声——石灰浆接触墙面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像一盆水浇灭了一堆火。那些画在他面前一点一点地被白色吞噬，妈妈的眉毛先消失了，然后是眼睛，然后是鼻子，最后是嘴角那个微微上翘的弧度。她消失的时候还是笑着的，像她离开巷口时回头看他最后一眼的表情——不是悲伤，是不舍。
他后来想过，父亲为什么要刷掉那些画。是因为不想看见妈妈的脸？是因为恨她走了？还是因为他每次路过那面墙，都会想起一个六岁的孩子跪在地上，用铅笔在墙根处写下“等你回来”四个字，而他已经知道她永远不会回来了？
他不知道。他从来没有问过。父亲在他上大学那年也走了，不是走了，是死了。肝癌晚期，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救了。住院的那段时间，老顾去医院看他，两个人坐在病床边，没什么话可说。父亲瘦得皮包骨头，眼窝深深地凹下去，嘴唇干裂，像一块旱了很久的土地。
有一天，父亲忽然开口了。
“那面墙，”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墙上的画……对不起。”
老顾没有说话。他坐在床边，削着一个苹果，苹果皮一圈一圈地垂下来，快要断了，他用刀尖挑起来，接上了，继续削。
“我不是不想让你画，”父亲说，“我是……我看不了。看见她的脸，我就……我就恨。恨她走了，恨自己留不住她，恨你每天晚上对着墙说话，像个傻子。”
苹果削好了，老顾把它切成小块，放在床头的碟子里，插了一根牙签。
“吃苹果。”他说。
父亲没有吃。他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蝴蝶。
“那面墙……后来我后悔了。刷上去的第二天就后悔了。我想把它铲掉，但铲了一层，底下还有一层，石灰浆渗进去了，铲不掉了。”
老顾手里的牙签断了一根。他低着头，看着碟子里那些切得整整齐齐的苹果块，每一块都白生生的，像六岁那年墙上的铅笔画被石灰覆盖之前的最后一眼。
“对不起，”父亲说，“我欠你一个妈妈，还欠你一面墙。”
那是他最后一次跟父亲说话。第二天早上，父亲在睡梦中走了。护士来拔管子的时候，老顾站在走廊里，手里还攥着那根断了的牙签，牙签尖上扎着一小块苹果，已经氧化发黄了。
他没有哭。他觉得自己可能不会哭了。六岁那年他把所有的眼泪都攒着等妈妈回来，等得太久，眼泪干了，眼眶变成两口枯井。后来爸爸刷掉了那些画，他站在白墙前面，眼睛干得像两张砂纸，一滴水都挤不出来。
现在他蹲在即将拆除的老墙前面，四十年的时光像一层一层的石灰浆，覆盖了又剥落，剥落了又覆盖。他伸出手，用指尖沿着那幅画的轮廓描了一遍——眉毛，眼睛，鼻子，嘴唇，下巴上那颗小小的痣。铅笔的痕迹已经模糊了，但笔触还在，他能感觉到六岁那年握笔的力度——很轻，怕画疼了她。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
那面墙还立在那里，灰扑扑的，满身斑驳。墙面上那些若隐若现的画，在夕阳的照射下泛着淡淡的铅灰色，像一个人沉在水底的脸，隔着荡漾的水面，看不清表情，但知道她在看着你。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六岁那年，妈妈走的前一天晚上，她坐在床边给他讲故事。讲的是一个小男孩种了一颗种子，种子发芽了，长成了一棵大树，树上有好多好多的叶子，每一片叶子上都画着一幅画。小男孩爬上树，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看，看到了春天的花，夏天的雨，秋天的月亮，冬天的雪。最后一片叶子上，画着一个女人，扎着两条辫子，侧着脸，笑着。
“妈妈，这个女人是谁？”故事里的小男孩问。
“是你妈妈呀。”故事里的女人说。
“可是我没有妈妈。”
“有的，”女人说，“每个人都有妈妈。只是有些人的妈妈住在画里。”
他那时候不懂这个故事的意思，只是觉得好玩。现在他懂了——那个女人不是在讲故事，她是在告诉他，她要走了。她知道自己要走了，所以她编了一个故事，把告别包在童话的糖纸里，递给一个六岁的孩子，让他以后每次吃糖的时候，都能尝到一点点告别的味道。
但他没有吃那颗糖。他把糖纸剥开，发现里面是空的。糖早就化了，只剩下一张透明的、薄薄的糖纸，上面印着一朵花，花的颜色已经褪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他转身走了。挖掘机在他身后轰隆隆地响起来，铁臂高高举起，重重落下，那面墙晃了晃，然后塌了。灰尘腾起来，像一朵巨大的灰色的花，在空中绽开，然后慢慢散落，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落在他攥着手机的手背上。
他没有回头。
回到家里，他坐在书桌前，把手机里的照片导出来，放大了看。那幅画在屏幕上显得更模糊了，像素把那些本就脆弱的线条打成了一格一格的马赛克，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一个人。
他打开抽屉，拿出一支铅笔。2B的，笔头削得尖尖的，和四十年前一样。
他找了一张白纸，开始画。
画一个扎辫子的女人，侧着脸，嘴角微微上翘，眼睛弯成两道月牙。下巴上有一颗小小的痣。他画得很慢，每一笔都小心翼翼的，怕画错了。他已经很多年没有画过人了，手生的很，线条有些僵硬，比例也不太对。但他一笔一笔地画，画了擦，擦了画，纸面上留下了很多修改的痕迹，灰扑扑的，像那面老墙上剥落的石灰层。
画到一半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住了。
他发现自己忘了她的鼻子是什么样的。那个长在脸中间、普普通通的鼻子，他画了三次，擦了三次，怎么画都不对。太高了不像她，太低了也不像她，太挺了不像，太塌了也不像。他闭上眼睛，拼命地回忆，但脑海里只有一张模糊的脸——眉毛是弯的，眼睛是弯的，嘴唇是弯的，但鼻子呢？鼻子是什么样的？
他睁开眼，看着手机屏幕上那幅模糊的照片，鼻子那一块刚好被一块剥落的墙皮遮住了，只剩下一个灰白色的空洞。
他把铅笔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蝴蝶——和他父亲病房里那块一模一样。
他忽然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流下来了。
四十年来，他第一次哭。不是因为妈妈走了，不是因为爸爸刷掉了那些画，不是因为那面墙塌了。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忘了她的鼻子。他忘了那个最普通的、最不起眼的、最不容易记住的鼻子。他记得她的眉毛、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她的下巴、她辫子的长度、她走路的姿势、她说话的声音、她笑的时候嘴角翘起的弧度。但他忘了她的鼻子。
他趴在桌上，额头抵着那张画了一半的纸，眼泪洇湿了纸面，铅笔的线条在泪水里化开了，灰蒙蒙的一片，像墙上的那些画被石灰浆覆盖的瞬间。
哭了很久，久到眼泪干了，纸也干了。纸面上留下了一圈一圈的水渍，像年轮，像波纹，像一面被石头击中后慢慢平静下来的湖面。
他抬起头，拿起铅笔，在那片水渍的中间，画了一个鼻子。
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普普通通的鼻子。他画得很轻，线条若有若无的，像一个人站在很远的地方，隔着雾，隔着雨，隔着四十年的时光，朝他微笑。
他把画举起来，看了看。
不像。一点都不像。
但他没有再擦。他把画放在桌上，用那支削尖的铅笔在右下角写了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的，像一个六岁的孩子写的：
“妈妈，我还是想你了。”
他把手机里的照片删了。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外面的天已经黑了，街灯亮着，橘黄色的光铺在马路上，三三两两的行人匆匆走过，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提着菜，有人低着头看手机。
他站在窗前，看了很久。
那面墙没了，那些画没了，那个六岁的小孩也没了。但那个住在画里的女人还在，住在一条铅笔线里，住在一滴眼泪里，住在一个四十岁男人终于想起来要忘记的鼻子里。
她哪儿都没去。她只是住在了一个他够不到的地方。像月亮，像远山，像那些年他趴在墙前说过的话——说出口就散了，但散了的还在，在空气里，在灰尘里，在每一支削尖的铅笔里。
他关上窗户，回到书桌前，把那幅画叠好，放进了抽屉里。抽屉里有他的毕业证、父亲的死亡证明、一枚从地上捡到的五分钱硬币。画放在最上面，纸面上那个被泪水洇过的鼻子微微鼓起，摸上去有一种粗糙的质感，像墙皮，像疤痕，像一个愈合了很久很久的伤口，不疼了，但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