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守法公民》以精彩的剧情展示了复仇的逻辑及其与刑事司法制度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主人公克莱德·谢尔顿被两个暴徒袭击之后眼看着妻子和女儿遭到残害，悲痛和愤怒难以言述。原本指望法律可以还他一个公道，只可惜证据不足，暴徒在律师的帮助下钻了法律的空子，结果从犯被判了10年监禁，真正的凶手一直逍遥法外。绝望的克莱德把仇恨记在了心里，然后，果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隐忍了10年的克莱德开始实施他缜密的复仇计划。
复仇的场面相当血腥，但作为观众，我们确实被克莱德肢解凶手的精巧设计给爽到了。电影编导利用了观众的移情天性，让我们和主人公感同身受，在一起经历愤怒和绝望之后，又一同分享复仇的快感。原始的复仇冲动在现代法治社会里几乎没有发泄的机会，但电影编导却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替代性的满足。
克莱德的脸上没有喜悦。角色设计不允许他的台词像阿喀琉斯那样直白（“复仇的感觉甜如蜜”），也不可能像夏洛克那样肤浅（“即使他的肉不好吃，也至少可以让我出了这口恶气”），更不可能像柯里昂那样老谋深算（“复仇的菜等到凉了的时候吃才有味道”），克莱德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我只想唤醒某些人的记忆。”
但若电影镜头借助神经影像学技术（FMRI）去扫描克莱德的大脑，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言不由衷，因为核磁功能成像显示，他的左侧杏仁核、眶额叶皮层、腹内侧前额叶和腹侧纹状体等负责奖赏的脑区闪闪发亮。复仇的神经反应是个非常复杂的机制，复仇之路可能很漫长，只靠愤怒和仇恨解决不了虎头蛇尾甚至会有始无终，加上事后的奖赏才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基因圈套。
但克莱德的复仇之路走得太远了。杀死暴徒之后，他又杀死了辩护律师和主审法官。虽然这两个人都不干净，但罪不至死，剧情至此开始反转。作为观众，我们开始觉得克莱德的复仇过分了，而当看到善良无辜的女检察官助手被他炸死的惨景之后，我们忍不住愤怒了。克莱德的形象从英雄变成了杀人恶魔，虽然信誓旦旦说他的复仇计划指向腐朽的司法制度，但我们的道德直觉却不会因此认可他的滥杀无辜。
编导不仅利用了我们的移情天性，而且利用了我们的道德直觉。道德直觉就像一把尺子，可用以衡量罪责与惩罚；如果罪与罚之间明显不相称，道德直觉会让我们产生不满、厌恶或愤怒。虽然我们的道德直觉相当复杂，但大体上符合返还策略的逻辑。请注意，“以牙还牙”是“以一牙还一牙”而非“以一牙还两牙”或“以两牙还一牙”，换言之“以毛还牙”或“以眼还牙”都违背了“以牙还牙”，前者失之轻纵，后者过于严苛。由此我们看到了“罪刑相适应”的萌芽。
至于人类的道德直觉有多少成分属于基因编程又有多少成分属于大脑认知，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道德直觉本身的功能和逻辑。人类的道德直觉也是一个进化算法，这个算法致力于用合理的惩罚去阻止他人的侵犯。那些在进化过程中恰好捕获到了最优算法的个体和群体，争取到了生态竞争的优势-这与那些操控蚂蚁或射水鱼行为的基因如果恰好吻合了物理定律和数学逻辑就能获得成功扩散的机会是一样的道理。算法的合理性与执行算法的生命体是否有清醒意识和计算能力没有关系。
在缺乏专业化法学知识的条件下，立法者只能依靠道德直觉去制定法律。但即使仅仅依靠道德直觉，立法者也能制定出一部比较完备的“复仇法典”（参看《汉谟拉比法典》），复仇法典的基础性逻辑就是返还策略的生态法则。霍姆斯很早就说法律起源于复仇，这的确是个相当敏锐的洞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