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的由来有多种说法，流传最为广泛的是屈原投江的历史事件。

屈原是个抑郁不得志的文人，虽然最辉煌的时候做到了左徒，却由于不合群及过于张扬，受到了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挑唆，而遭到了当政者楚怀王的疏远。屈原曾经的职位“三闾大夫”，职责就是从事对屈、景、昭三姓贵族子弟的教育，大约相当于私立贵族学院的教授，按说不是很高的官职。而当时秦楚争霸，秦王诈称要与楚王议和，屈原力柬楚怀王不要上当。但楚怀王没有接受他的建议，而执意去赴秦王的约，并因此而被扣留三年直到客死他乡。楚怀王死后，继任者楚顷衰王即位后，又将屈原贬到偏远地区，而随后越来越强大的秦国终于攻破了楚国的郢都城，屈原因国破哀伤而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投江的日子（农历的五月初五）以后就成了端午节。

但史书上记载，早在周朝，就有“五月五日，蓄兰而沐”的习俗。屈原是作为伟大的爱国诗人的身份来被纪念的。而屈原的故事又增加了这一天的内涵增加了很多种纪念这个节日的形式。按照习俗，纪念端午节的形式包括吃（粽子）喝（雄黄酒）玩（赛龙舟），而这些都是后人纪念屈原的方式。

现在围绕着我们的节日越来越多，而似乎所有的节日都是以吃喝玩乐为主要内容。即使不是节日，也要“捏造”一些理由来开个会，而除非是头脑风暴式的或者是“敌我”双方唇枪舌剑的谈判，否则，所谓开会无非是找另一个理由来吃喝玩乐。

但笔者今天要说的话题是，除了这吃喝玩之外，还剩下什么，端午节有没有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留给我们呢？

而从当今的角度看，屈原不过是楚怀王的一个臣子，是贵族子弟的私塾先生。除了教书育人之外，提建议与写文章是他的本职工作，这样的臣子历朝历代都有，即使是当时楚国的死对头秦国也有。在不同的朝代，都有一些“忠良”与“奸佞”之间的争斗，而忠良臣子从狭隘的尽忠角度往往成为历史的正面人物，但用辨证的角度去看，历史本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

对于楚国，屈原是爱国的臣子，对秦国照样有爱国的臣子。爱自己的国家是最基本的，并没有什么伟大可言，说白了无非就是各为其主。而最终没有让国王听从他的建议，被流放以及郢都被攻破成为巨大的打击。

那么换个角度来讲，假如楚怀王接受了屈原的建议，就会继续与秦国抗衡，那么秦国“统一大业”恐怕又要推迟不知道有多少年。假如真的如此，这难道不会对中国的历史起阻碍作用吗？当然，我们不能做出失真的假设，更不能奢求屈原从更广义的角度去爱国。

历史趋势不能被任何个人所左右，即使他是当权派。从历史的角度看，真正起到推动历史的发展的绝大部分却是那些“奸佞之徒”。

屈原的文采确实是极高的，否则也就不会创立楚辞这种形式，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千古绝唱的辞文为后世传诵了。但很多时候单纯有文采是远远不够的，当你的思想不能被当权者采纳，甚至不能被读懂的时候，你的文采就成了鸿雁的悲鸣与困兽的哀号。最终难免成为自恋自哀的失意者。

但屈原对现实社会更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屈原之类的爱国者孤独感与愤世嫉俗的源头与直接体现。那么什么是醉，又什么是醒呢？

笔者认为：醒为刚，醉是柔；醒如火，醉似水。醒着的人是理性的，是不合群的；醉着的人是感性的，是有人缘的，醒着的人生活难免是辛苦的，而当众人皆醉的时候，即使是乔装也要有几分醉态，如此才是智者。清者自清亦无须由于清而自高，浊者自浊亦无法由于清高的人而变得毫无价值。

没有能够得到楚怀王的采纳，那也许说明屈原的沟通方式有问题。对智者而言，更重要的不是向别人展示你的才华，也不是那种“世人皆醉我独醒”不合群的态度，而是如何让你的思想与解决方案被决策者采纳，被深入贯彻执行，并发挥出应有的价值。按照现在的说法，当你表现得比老总还高明，甚至跟他对着干的时候，你如何能够得到他的器重呢？

而决策者呢？假如你不想成为孤家寡人，不因为心虚而担心政权被推翻，即使只是出于拉拢人心，增进内部团结的角度而言，那么就还是对“持不同政见者”多宽容一些吧，宽容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忠诚。而且你的决策也会更加理性与客观，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话又说回来，毕竟屈原是爱国文人，留给了我们健康而美好的东西，笔者也曾经于1988年效仿其《涉江》写过一篇类似的辞，那也是笔者早期作品之一了。

而不管端午节留下了什么，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遗产的奉献。

贾春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