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是法国作家加缪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42年，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
《局外人》形象的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报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
小说的一开始，主人公莫尔索就以这样一种淡漠的语气开始了叙述，母亲去世本来应该是伤痛万分的，而莫尔索却以这样一种惊世骇俗的淡漠语气说出来，实在是让人震惊。
莫尔索到养老院参加母亲的葬礼，在前一夜的守灵中，他没有要求打开母亲的棺盖再看一眼母亲的遗容，他平静地喝牛奶咖啡，抽烟，在守灵的那个晚上打瞌睡，他在送葬时因为天气的灼热和刺眼的太阳感到心烦意乱、疲惫不堪，渴望早点上床睡觉。甚至，他在母亲葬礼的第二天，约了在游泳池偶遇的玛丽一起去看电影。
在此以后，莫尔索正常的工作交友，生活回归到正常的轨道，直到他为了躲避女人们的哭闹声而在灼热的阳光下的沙滩里行走，因为炙热的阳光而视线模糊，意识混乱而莫名其妙的杀了人。
第二部中，莫尔索被捕，监狱代替了沙滩，法官和律师代替了炙热的阳光，成为压迫莫尔索的生活主旋律。
法官和律师开始时对莫尔索好奇，后来因为莫尔索的冷漠，或者说不愿意配合法官大人表演深情与忏悔的游戏，而变得恼羞成怒。后来在法庭上，整个司法系统竭力把对于母亲去世的淡漠与主人公杀人联系起来，努力把莫尔索在人们的心中塑造成一个“没有灵魂，没有丝毫人性，没有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的人，企图通过莫尔索在母亲去世后的所作所为，来说明它是一个泯灭人性的恶人，如果他是一个泯灭人性的恶人，那么他就是有预谋的杀人，而不是过失杀人。
这是整个司法系统对于莫尔索人性与精神上的迫害！打着公平正义，为道德发声的名义，做出的荒诞的行为。
预谋杀人当然比过失杀人更容易吸引人的眼球，满足人们某种自诩正义的道德批判。
人们会说：“看哪，那个人，是个连母亲去世都无动于衷的人啊，他杀人，才不奇怪呢！”
那么，如果莫尔索不是法官所说的泯灭人性的人，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莫尔索对于人世的淡漠呢？
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评价：“无所谓善恶，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这种范畴对他不适用。作者为主角保留了“荒谬”这个词，也就是说，主角属于极为特殊的类型。”
作者加缪在《局外人》英译本的序言中，对这个人物做出一连串的赞词：“他不耍花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局外人”,“他拒绝说谎……是什么他就说是什么，他拒绝矫饰自己的感情，于是社会就感到受到了威胁”,“他是穷人，是坦诚的人，喜爱光明正大”,“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加缪对这个人物可谓是爱护备至，他还针对批评家称这个人物为“无动于衷”一事这样说：“说他‘无动于衷’，这措词不当”，说他“‘善良宽和’则更为确切”。
应该说，莫尔索是一个极为真实的人，他拒绝一切说谎与作戏。
他并非对母亲没有感情，只是不愿意强迫自己为了作戏而哭天抢地，昭告世人：我很伤心。
这一点，倒是与中国的一批魏晋士人不谋而合， 中国的魏晋时期，也是一个“荒诞”的年代。《世说新语》记载，任诞的第二则，阮籍在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司马昭）席间饮酒食肉。可是这也并不表示他不深情，在母亲的葬礼上，他吐血几升，过度哀伤，形体消瘦，几乎到了没命的地步。
还有庄子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并不是因为对妻子去世无动于衷，而是表达了对生死的乐观态度和对妻子的无限哀思。
在《局外人》中，世界是荒诞的，人与世界互不相通，人与人之间互相隔绝，人人都在虚假的演着戏。
而主人公面对母亲去世的淡漠，恰恰是拒绝虚伪的表现，以荒诞的行为对荒诞的世界予以反击，应该就是加缪所要表达的。
“好像刚才这场怒火清除了我心里的痛苦，掏空了我的七情六欲一样，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而未余温尽失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小说的最后，莫尔索看透了一切，清醒又真实的面对世界，认识到了世界的荒诞，同时又接受了它的荒诞。
虚伪与荒诞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专有，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不也尽是光怪陆离的表象吗？人与世界，人与人的隔膜，不也是时刻的存在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