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漫游,在唐朝以前就已出现,西汉司马迁、北魏郦道元都曾漫游全国多数地方,但他们的漫游是属于考察性质的,司马迁漫游是为了写《史记》，郦道元的漫游则为《水经注》的成书作了基本的准备。真正具有游山赏水性质的漫游则兴起与东晋，这时候的人们游山赏水有的是为了观大好风光，有的则是为排忧避世而寄情山林，谢灵运是前者的代表，而后者的代表是竹林七贤。综观唐以前士人的漫游生活，并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真正大规模的漫游则始于唐代，唐代士人的漫游状况是空前的，历史上没有那一个封建王朝能与之相比，而且唐代士人的漫游生活与唐代诗歌的繁荣紧密联系，唐代漫游的士人就是唐代诗人，他们的漫游生活对唐诗诗风的形成具有很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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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唐代诗人的漫游之风作为一种兴起于一时的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而这种现象又与诗歌这种文学形式直接关联，无疑与唐代社会的兴旺发达带来的士人的心态是分不开的。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时代，唐代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繁荣的社会，唐朝建国以后，平定了周边各少数民族，建立了统一的政权，把经济从隋朝的大衰败中恢复过来，又加上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政治，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国力达到高峰。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唐代的贞观之治为在隋代就开始的南北文化交融的进程加快了速度，唐代统治者一视华夷的态度对南北文化、中西文化的交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唐代士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的社会，并普遍产生了一种自信心理，对人生持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有着更为恢宏的胸怀、气度和抱负，唐代士人中有不少人，身上除了自信外，还拥有狂傲的性格：李白自比管、葛、吕望、谢安，希望立下盖世之功后像范蠡那样功成身退，杜甫也自比稷、契，也要致君尧舜，高适、岑参、王昌龄等无不如此，高适要“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如朝明光宫。”﹙《塞下曲》﹚ 岑参认为“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碛山西馆》﹚王昌龄是“黄河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正是他们身上的这种狂傲自信的性格，使得他们希望能进入统治阶级，为国家的安定发达做出更多的贡献。
士人的这样一种心态，促使他们为科考而奔走，然而唐代社会的科考之路又是残酷的，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了另一条道路，即通过漫游天下带来的名气或到边塞从军立功以获得统治者的招纳，这样一来以追求功名的漫游之风遂起，不少诗人走南闯北，遍游名山胜水、古迹遗址，至边塞、入名都。当然追求功名而漫游并非是漫游的唯一原因，诗人们的游侠之好，对祖国锦绣山河的偏爱，以及像李白那样对道教的追求也是构成漫游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只能这样说，唐代诗人的漫游生活是在以追求功名为主线的漫游的过程中又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游侠之好、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神仙道教的信奉。
唐代诗人的漫游主要是在开元、天宝期间，盛唐漫游诗人中以李白为最有名，其他有过漫游经历的诗人还有杜甫、高适、孟浩然、王昌龄、王之涣、崔颢、李颀、祖咏等。李白的漫游经历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蜀中时期。李白约18岁时，隐居大匡山读书，在大匡山的几年，他往来旁郡，游剑阁、梓州。20岁时游成都，开元十二年（724）游峨眉山，秋，沿平羌江东下，致渝州。二是被招长安前。李白在开元十三年春东出夔门，“辞亲远游” (《上安州裴长史书》)，东游洞庭、登庐山、致金陵、扬州，往游越中，然后西游云梦、经襄阳，作客汝海，不久定居湖北安陆，在安陆结婚后，又历江夏、襄阳、洛阳，北上太原、南下随州，又回到洛阳，约在开元二十四五年前后，西入长安求仕，失败后再次漫游，从梁宋而洛阳、襄阳，然后举家迁居山东任城，隐于徂徕山。三是“赐金放还”后。天宝元年（742），李白奉召入京，供奉翰林，不久为朝中权贵所馋毁，天宝三载以“赐金放还”的名义被迫离开长安，开始了他的人生第二次大漫游，沿黄河东下，来到洛阳，在那里与33岁的杜甫相遇，两人同游梁、宋，又遇高适，三人怀古登临、纳酒射猎，之后寄家东鲁，南下吴越，北上蓟门。杜甫的漫游生活是在他三十五岁入长安前。杜甫20岁南下吴越，24岁回到洛阳，举进士不第，第二年并东游齐、赵，30岁时回到洛阳，筑室偃师，在那里结婚，往来偃师、洛阳间。33岁时在洛阳遇到刚被“赐金放还”的李白，两人同游梁宋，遇高适，不久北上齐鲁，过历下、登泰山。高适也是20岁左右去长安，因不得志而又重返梁宋，在梁宋一代滞留了十年，之后在开元十八年（730）至开元二十一年间，北上蓟门，游燕赵，后又回到宋中，天宝三年李白和杜甫同游梁宋，高适与他们相会遂结成挚友，时常聚会痛饮，登吹台，远游山东单父的琴台。是年秋，高适离开梁宋去楚。直到天宝八载（749）因被人荐官而赴任才结束了他的漫游生活。孟浩然40岁前曾南游江、湘，北去幽州，一度寓寄洛阳，往游越中。开元十六年（728）入长安应举，遍交诗坛群彦。随后南下吴越，寄情山水。王昌龄曾北游河陇边地。崔颢、李颀、祖咏在入仕前都有一段北走幽燕河陇、南游荆楚吴越的经历。王之涣在遭诬构而拂衣去官后，也过了一段遍游大河南北，交谒名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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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漫游诗人在漫游过程中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边塞诗、游仙诗、交游诗及许多其他题材的诗作，其题材多样，几乎涵盖了漫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不少诗作已成千古名篇，为奠定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功不可磨。然而，漫游诗人在创作不同题材的诗作过程中，同时也促进了唐诗情思格调的形成。唐以前，诗歌发展到魏晋时代，基本上有了那个时代诗歌的风格，南北朝时，南方诗歌“贵于清绮”，北方诗歌则“重乎气质”[1]，隋及初唐时期，特别是经过唐初的贞观诗坛的进一步发展后，南北诗风趋于融合，到了盛唐，诗歌从南朝文学的清新明媚与北朝文学的清刚劲健之气的融合走向了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境界，形成了盛唐气象之下独具特色的诗风。
唐诗这种风格的成熟，离不开唐代漫游诗人的贡献。
漫游诗人对唐诗风骨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与他们的性格、气质有很密切的联系。诗人们的漫游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非同常人的性格和气质。李白洒脱不羁、傲世独立，杜甫天性坚强、勇敢，高适清高自负、狂放不羁，王昌龄性格豪爽、慕侠尚气，孟浩然孤高狷洁、清高自赏，王之涣“慷慨有大略”，崔颢有狂侠习气。正是诗人们的这种狂傲自信的性格和气质，使得他们心志高远，为达到自己获取功名和游山赏水、求仙拜道的目的，他们选择了漫游。追求功名的诗人在抱负未实现时借漫游寻求入世的契机，被贬时又借漫游发泄愤懑之情。
诗人们与生俱来又加上在漫游生活中继续塑造的性格和气质，使得他们能写出具有凛然风骨的豪情诗篇。李白离别东鲁家园再次漫游时把初入长安追求功业未成的悲愤寄托在高峰绝壁、万壑转石的蜀道身上，意谓世道艰险，入世之难如登蜀道之难，发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感叹。他在《将进酒》中抒发“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壮气概，写出了借酒浇愁的澎湃激情，如大河奔流的豪迈气势和力量。高适豪放的诗风，也“正符合他的人品”，最能反映他的性格气质、极具风骨的作品是他第一次北上漫游归来后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所作的《燕歌行》，诗歌充满了沉雄质气而浑厚的骨力，整个作品洋溢着男子汉大丈夫的慷慨的气息，诗歌还对将军们进行了批判。杜甫第一次游山东时（开元二十三年）作了《望岳》，他的主观意识和泰山的高大形象交融，显示出杜甫的远大抱负，有胸怀宇宙之概。
其他漫游诗人基于他们本身所具有的气质和性格，使他们在诗作中都体现了非凡的气度和抱负，形成了具有凛然风骨的诗风。王昌龄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二首》其一）的磅礴气概，王之涣也不乏“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凉州词二首》其一）的苍劲气骨，崔颢也不失“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黄鹤楼》）的豪爽俊利。当然，诗人们除了漫游中的自身性格和气质对唐诗风骨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外，漫游中诗人之间的性格气质的相互影响，对唐诗风骨的形成也有作用，杜甫佩服高适的人格、气质，而且对他的有气骨的诗歌颇感兴趣，于是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其后来创作的《兵车行》就与高适的《燕歌行》有相似的风格[3]。
漫游诗人推动唐诗风骨达到了明晰的成熟，同时他们也开创了唐诗诗风开朗明丽的一面。唐诗风骨体现在大气磅礴、雄奇浪漫、悲壮慷慨的壮美风格上，而唐诗的开朗明丽则主要体现在自然明快的优美情韵、清新明丽的优美意象上。漫游诗人对唐诗开朗明丽风格的开拓，主要体现在他们对祖国美好河山由衷的喜爱的诗作中，体现在他们飘逸闲适的愉快心境中。
李白是这类诗风的集大成者。李白的性格气质不但有狂放、自傲的一面，也有爽朗、自由自适的一面，正是他的爽朗与自由自适，才使得他创作了大量具有清新飘逸的极赋情思韵味的诗作。李白的这类作品主要存在于他的山水诗、游仙诗及咏怀诗里面。在他的山水诗里，漫游生活中所见到的大自然的事物，只要是他心之所悦，他都把它们写得优美爽朗、清新明丽，而且也赋予它们特殊的审美情思，片刻的人生感悟，他的《峨眉山月歌》诗云：“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登庐山五老峰》诗云：“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李白在漫游名山大川，求仙拜道的过程中，道家玄虚空灵的顿悟更是让李白的情思放荡，他把自己的思绪集中在虚幻的境界中，写出了大量开朗明丽的游仙诗。如《古风》（其十九）就云：“西岳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焦山望寥山》亦云：“石壁望松寥，宛然在碧霄。安得五彩虹，驾天作长桥。仙人如爱我，举手来相招。”在他的咏怀诗中，言志所托之物也都被他写得清澈明丽，在鲜明的意境中表达了诗人深沉的哲思。
漫游诗人孟浩然、崔颢、李颀等对唐诗开朗明丽诗风的贡献也是很大的。孟浩然在吴越水乡漫游时写下的诗作即可看出他的清淡情思与景物的交融，从而体现出来的平淡清远和意兴无穷的明秀诗风。《宿建德江》使自己的孤独心绪和野旷天低、江清月近融合，《耶溪泛舟》则把自己的散淡逸兴，写的情纯意洁，落落大方。崔颢、祖咏漫游南方时均有富有南方风情的诗篇。崔颢的《长干曲四首》（其一）明丽俊逸的叙事之中不乏清劲爽丽的特点，祖咏的《江南旅情》思乡回望的苍凉感慨之中也有爽朗明丽的江南情韵。
综而言之，漫游诗人对唐诗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诗风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的南北漫游从多方面给他们的诗歌创作带来了影响，他们在漫游生活中创作的不少具风骨和开朗明丽的诗风的诗作，不仅影响了自身漫游生活之外的创作，同时也影响了有唐一代不少诗人的创作，他们不但促成了这种诗风的形成，而且更是同唐代其他大多数诗人一道，把这种诗风推向了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