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少功
时间越过越快，尤其是最近这十多年，因为速度太快而拉成了一道花白，什么也看不清，过了就如没过一样。
1.
回想起来，记忆最深的生活也就是最困苦的生活，那让人心有余悸的记忆，
几乎可以落实到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也许正是由于害怕这种记忆的丢失，
我一次次情不自禁地制造着困苦，就像孩子无聊时情愿把自己的指头咬疼。
我从湖南迁居到了海南，住进了一间简陋破旧的军营平房。我面临着严重缺电的情况，
每天晚上都只能点上昏暗的蜡烛，看街头那些铺面，都叭叭叭地有小电机四处冒烟。
我也面临着缺水的局面，常常刚开始做饭水管就断流，需要人提着桶四处找水，
当然更需要把海边和河边当作浴场。这时候的海口，还算不上一个城市，
更像一个大集镇和大渔村，缺少交通红绿灯，缺少下水道，到处都有绿色农田和荒坡，
野生的火鸡、兔子不时闯入家门。还有黑压压的热带蚂蚁，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涌上墙头，
使白墙变成了黑墙，不一会儿又突然消失，让白墙完好无损地重现人间。
2.
人都希望生活得安定和舒适，但安定和舒适加速了时光，缩短了我们的生命，是一种偷偷的掠夺。
这是一种两难。尼采说过：“要使你的生命变得长一点儿吗?让你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危险，还有广义的危险，包括贫困、歧视，动荡不安等等，
能使我们的感官充分地开放，对信息的吸纳力成倍地增强，
身边的任何动静都难以错过或逃出我们的关注，
并且最终成为记忆烙入心头——我们不妨称之为感觉的“紧张增效规律”。
只有凭藉感觉的丰收，凭借具象在记忆中的丰富储存，人们才能证明生活的存在，
证明自己不同于病床上那些植物人。
然而安逸也正在磨灭着感知力，人们一直在追求着的幸福正在使我们植物人化。
安逸就是感觉的催眠者，是一部能让人兴奋几天的美妙电影，
一部将千百次重复从而让人昏昏欲睡的电影，最后让观众在软绵绵暖洋洋的沙发里成为一个空，
一个没有走进医院的植物人。这些人其实没有生命，
因为他们没有痛苦的“度日如年”而有幸福的“度年如日”，雷同的日子无论千万也只是同一个日子。
3.
生活就是苏醒，是一次从全宇宙漫漫长夜里苏醒过来的机会，每个人只有这样的一次机会。
我已经打了几个盹儿，一次次差一点儿睡去。因此我必须让自己惊醒，让自己被激活，
永远能够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摸到什么，就像我遭遇奇迹时检验自己是否在梦中一样。
我必须走出海口市龙昆南路99号这一个大睡袋，洗洗脸，刷刷牙，走到外面刺眼炫目的感觉中去。
我知道，出外旅游是无济于事的，任何旅游都不会陌生也没有危险，不过是把电视机里的良辰美景来一次放大的复习；酒吧茶馆的社交也是无济于事的，任何社交不会陌生也没有危险，不过是把电话筒里的寒暄客套来一次面对面的可视性复习。我甚至明白，读书和写作也不管用，这些文字运动能滋养我的大脑却可能荒废了感官，让我的眼睛、耳朵、鼻子、口舌、肌肤等等过早地机能衰退。
但我发现，无论是苦行者的冒险还是享乐者的冒险，凡是我羡慕的生活总是最靠近死亡的生活，
投入其中，需要生的勇气同时也是死的勇气：生与死是如此相近。
我害怕死，其实也害怕生，终于明白生并不比死更容易。我肯定会拿出种种借口来逃避那些生活，
逃避新的开始。对孩子的责任，对父母和妻子的义务，还有朋友的托付和单位里的公务，
还有生活所必需的钱……都是逃避者很正当的理由。我甚至可以义正词严地说服自己：
为什么一定要把陌生和危险当作目的?为寻找什么感觉而离家出走是否过于自私?
我当然没有说错。一代代人就是这样说服自己的，于是心安理得地积攒着和守护着自己的小幸福，
不愿再把脑袋探出生活陈规之外，然后把自己声称对其负有责任的亲友也逐一变成这种植物人——送人无痛的死亡。
人似乎只能在两种死亡中选择。
肉身的死亡，或是感觉的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语)
我还没有作出决定，还得想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