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医术高超的器官移植手术医生有五个病人。每个病人都急需一个和其他病人不同的器官，没有这些器官，他们都会死。可惜现在没有可用的器官，无法进行移植手术。这时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旅客来到医生这里进行常规体检。做检查时，医生发现这个旅客的器官正好与他那五个垂死的病人匹配。假设这个年轻人失踪了，没有人会怀疑这名医生。那么这名医生杀了这个年轻人来挽救他的五个病人，这种做法可取吗？
这个道德难题是由第一章中提到的大块头和火车实验的作者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虽然颇有争议，不过多数人很容易就能够理清头绪。从道德上来讲，医生剥夺年轻人生命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不论在当时看来他的理由多么人道、多么富有同情心，他都没有杀死病人的权力。毫无疑问，这是谋杀。不过乔这样的人会怎么看呢？
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面无表情地评论道：“我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你把它看成玩数字游戏，那就非常简单。杀了一个人，就救了另外五个人。是所谓的功利主义……诀窍就是不要想太多……如果我是那个医生，我连想都不用想。以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挽救五个人，不是吗？对这五个人的家庭来说，是五个好消息对一个坏消息。这笔交易很划算，不是吗？”
“他们凭数字做决定。”当我与一位资深的司法精神病学家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谈到精神病态者时，他这样告诉我。
引自《异类的天赋》Kevin Dutton
前几天看到一篇虎嗅的文章《腾讯何以养虎为患》，里面介绍了最近一段时间字节跳动和腾讯之间的竞争。当然新生事物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些优势，新本身就是优势。但是在众多新型小公司的挑战中，字节跳动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给腾讯造成巨大压力，还是有本身的特点的。文章有一段给我印象深刻，正好与书中呼应。
字节跳动的基础在于利用算法，给用户做内容推荐，这个推荐不是以自己对潮流或内容的把握为导向的，而是单纯的以用户兴趣爱好为导向。除了违法内容，其余决策完全依靠机器，不再进行人为干预，规则是投用户所好。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兴趣鸦片类的内容，在竞争中取得压倒性优势。而腾讯或者其他传统媒体通常需要人为对内容进行一定的干预，以使大众的新闻内容总体处于正常或者说把握之中。
字节跳动公司的人评论说，单纯通过统计数字来决定流量的分配，将决定权完全交给算法或者说机器，可以完全避免人性在做决策时的缺点或者说弱点。字节跳动使用这样的策略在移动网络市场获得了显著的成功。较强的统治了移动市场的内容分发领域。并且看到微信在3G时代趁着通信技术的发展，使用语音交流迅速占领了市场后。在4G发展成熟的当前，利用自家算法推荐的优势，成功复制到短视频领域，用抖音使腾讯寝食难安。腾讯虽然善于模仿和收购，但是基于人性的“缺点”，或者说算法技术的落后，在于字节跳动的战争中始终处于极其被动的位置。
关于这个缺点，书中同样有这样一段描述
最近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的斯蒂芬妮·马林斯-斯韦特做了一个实验，分别向律师和临床心理学家提交了一份精神病特征的典型描述。这两组专业人士看过这份描述后，需要现场回答：在他们认识的人中，是否有某个人符合这个描述（而且这个人在他们所从事的行业里取得了很大成功），如果符合，他们能否根据“大五人格”测试对这个人的人格进行评级。
调查结果显示：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的“精神病态者”，尤其是来自商界、学术界和执法机关的成功的“精神病态者”，与以往的调查一样都被描述为有“邪恶和卑鄙的本性”。
很酸，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