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是中国华夏文明的根源。华夏民族从狩猎发展到农耕时代，是文明的一个巨大突破。进入农耕时代需要具备的一个条件就是对气候的掌握，能够掌握这个技术了，才能知道靠自然力量达到生产力的突破，养活更多的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让文明进一步的发展。
【黄帝阴符经】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能够掌握外部环境变化的规律，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黄帝阴符经开篇的这句话是对华夏文明进步的总结。
华夏老祖宗经过长期的对太阳的观察，发现地球上气候的温度似乎和太阳运动规律有关，而气候的变化又和万物的生长规律有关。于是开始利用工具来探索证明这个发现。
我们先看一下“卦”这个字，左边是“圭”，右边是“卜”。圭就是测量的工具，像我们现在用的量尺，上面有刻度。把圭的四横看作是刻度，就明白这字的意思了。
“卜”也是测量的工具。古时观测太阳的方法就是立杆测影法，上张图了解下。
如何立杆测影？《周礼-冬官-考工计》上，白天参考太阳在中天时（子午线）的影子，夜晚参考北极星的位置来定南北，再利用日出日落来定东西的位置。
《隋书-天文志》上有详细的五表测影法，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翻阅理解，这就不赘述了。
老祖宗没有这么精良的器具来测，于是就用木杆，在上面用绳子绑一块石头来校验木杆的垂直度，这就是“卜”这字的来源。所以我们知道“卦”、“圭”、“卜”这三个字都和测日的工具有关。
有了观测工具，就有了观测结果，于是就有了观测记录。为了保存观测记录，于是“河图”、“洛书”、“八卦”、“太极图”这些“无字天书”就出现，并保留了下来。这部分的内容我在《花甲老叟带你认识华夏古天文图》系列篇章有详细的说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后翻阅。
到了晚上没有了太阳怎么办？于是又把天空的恒星画分成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七政等分类，融入了五行、阴阳等思想，形成中国特殊的星官（把星座名星官）体系。
“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三大块。紫微垣在北方地平线北极星附近一圈；太微垣在头顶上；天市垣在南方地平线上黄道附近。
黄道及赤道附近星群，按四季分四方，名“四象”又叫“四兽”，春季东方“青龙”、夏季南方“朱雀”、秋季西方“白虎”、冬季北方玄武。
有了四方还不够，再按日月五行“七政”细分每方为七个星宿，共计二十八星宿。黄道（地球绕日轨道）周天一圈360度，分四方，四象各90度，每象又各有七个星宿。于是就用二十八星宿做为观测度量的坐标工具，记录行星运行的位置。
三垣、二十八星宿我们留在后面一一介绍，这就不展开说了。对整个星图先有个整体概念就好。
能清楚观测了七政（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运行的轨道及时间，老祖宗就能很准确的掌握地球气候的变化，结合对太阳观测的结果，衍生出二十四节气。
于是，天子把天空当成了“电视屏幕”，告诉人民何时耕种、收割，授民以时，华夏民族进入了农业时代，生产力大量提升，人口增长，地域不断扩大，造就了伟大的华夏文明。
《黄帝阴符经》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
这句话就是说掌握了天文计算就能预先知道气候的变化，万物的生长也都在我们的身上，了然于胸。
《漫步中国星空》一书中记载，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夏商周，天文知识非常普及，深入人心，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的实际情况，为后来形成中国特色的天文学体系奠定了基础，星空被初步分区，一些重要星官被命名，如〖北斗〗、〖中星〗等。
进入战国时代，星占术广泛流传，并形成了诸多流派，其中不乏大家，诸如石氏、甘氏、巫咸氏、黄帝等。为了星占的目的，星占家们进行了大量恒星观测，命名了许多星官，最有代表性的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天文学家甘德、魏国的天文学家石申和商代的天文学家巫咸三家各自命名的星官体系，人称《三家星经》，但久己失传。
到了古代天文学高度发达的汉代，较完整的中国星官体系得以建立。同一官的星以线形联络，并以距星为主，注出其他相关星点，以及各个星官之间的联系。《史记》、《汉书》中就己经详细地记录了一些重要星官名称和星数，其中在《史记》中有我国最早的古代关于二十八宿及四象的完整记载。
统一全天星官的工作由三国时代吴国的太史令陈卓完成。陈卓善于星占，精通天文星象，约270年前后，他把当时所知最重要的石申、甘德和巫咸的三家星官，并同存异，综合编成了一个具有283个星官、1464颗恒星的星表，史称“陈卓定纪”。陈卓综合而成的283官星象体系被后世史书所采纳，成为我国观测星象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