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奇怪而神秘的存在，许多精美的玉的遗物产生在遥远的年代，它们的出现激发了我们的思考。如发现于东北的五六千年之前的红山文化中的玉雕龙，它通体墨绿，神采飞扬，号称“中华第一龙”，也可以说是玉器最早的杰作；又如出土于江浙的五千年以前良渚文化中的神器玉琮，它外方内圆，外部雕刻作兽面纹，庄严肃穆，颇有威势，其琢磨精致，纹饰华丽，被视为绝品，其丰富的内涵，仍在耗费着研究者的头脑。然而，制作这些玉器的时代，还没有金属工具，坚硬的玉石是如何被解剖加工的、又是被什么样工具打磨完成的？令人费解。史学家把金属、文字、城池等看作脱离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然而，按此划线，“第一龙”“玉琮”等都是野蛮时代产物，这是不是有些滑稽？野蛮人能够制作如此精密细腻、流光溢彩、富于人文精神的作品？因此，我有点同意有人主张的：设置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志，应该把使用和制作玉器成熟与否考虑在内。的确我们从晶莹明亮，极具神韵的“中华第一龙”上看到了文明的曙光。玉器的成熟不仅标志着生产、工艺的发展程度，也标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水平。

　　在中国，玉器是古代优美的礼乐文化的重要媒介。那时国家处在雏形状态，它由家族、宗族发展而来，上下阶层的矛盾还不甚尖锐，其规范社会的方法，主要是用礼乐。礼用以分别贵贱长幼，建立政治秩序；“乐”原指乐器，引申为音乐、快乐等。快乐发自内心，音乐歌舞形诸于外，它是古代社群团结凝聚最重要的手段。对此，《乐记》概括说“乐统和，礼辨异”。“礼”太过，则社群之间沟通不畅，易于分裂，这就需要“乐”来协调；“乐过则流”，会导致礼制解体，秩序混乱，这样就需要“礼”来救济。礼乐行之有度，及时互补，在儒者看来这就是既有秩序纪律，又有心情舒畅的和谐社会。礼乐相比，“乐”更带有目的性，因为它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追求。

　　玉是礼乐的媒介，礼是由祭祀引申出来的，而礼字的原始字形就是一个器皿中放着两串玉以祭上天；最早的乐器当属打击乐，而玉磬是上古的重要的乐器之一。玉虽然不等于礼乐，但行礼奏乐都离不开玉，它是必不可少的中介。祭祀时，礼能联络神人，上达天听；清脆激越的玉磬，不仅渲染着庄严肃穆的气氛，更能沟通人们心灵，使人们在礼乐的雍容揖让中对生命的存在产生几分感悟……

　　礼乐文化中玉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特别对贵族来说，玉器贯穿了他们的生活。日常生活中君子必须佩玉。《礼记》说“君无故，玉不去身”。 这个“玉”就是玉佩。政治活动中玉佩更不可少，因为不同形状玉器有不同的政治功能。荀子就说过“聘人以圭，问士以璧，召人以瑗（孔大边缘较窄圆玉），绝人以玦（半圆形有缺口的玉饰），反绝以环”。这里玉佩仿佛是个政治符号，在诸侯聘问要用圭，访问国事用玉璧，召取臣子用瑗，放逐绝决用玦，召还用环。这些也正是礼治的体现，用器物表达心意、少了许多面对面的尴尬。

　　日常生活中，君子佩带的是组佩，由玉珩（组佩中的横玉）、玉璜（半璧）、玉琚（工字形玉佩）、玉瑀（珠形玉）、冲牙（组佩中最下端的一端粗，一端尖锐类似兽牙玉）等组成。这些表面上没有政治功能的佩叫做“德佩”，它是约束佩带者行为的。周代贵族日常生活也要遵守礼仪的规范，贾谊有所谓“居有法则，动有文章”。行走要疾徐有度，不能乱跑乱跳。组佩带在腰上，一走动，组佩上的珩、璜、琚、瑀、冲牙等相互撞击，丁冬作响；如果步履合度，玉声清脆，自然会受到舆论的赞扬。《诗经》中不乏这类的诗句，如《终南》秦人赞美秦国君：“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秦侯驱车而至，衣履俨然，佩玉铿锵，举止合礼，围观者发出由衷的赞叹。今人很难理解的，只是简单的走步，古代贵族就把它搞得如此复杂，因为那时人们相信通过对外在行为的规范可以达到调整其内在道德品质的作用，所以“礼”才对许多细小的行为做出极为具体的规定。玉佩能规范人行为，自然就能提高人的道德修养，这就是为什么称“德佩”的缘由。

　　由此，玉被赋予道德涵义。儒家倡导的“仁”“智”“义”“信”“忠”五德都在玉上有所体现。《礼记》说玉有君子的五种品德：其质地温润而有光泽，似君子之仁；缜密坚强，似君子之智；有廉棱而不伤人，似君子之义；纹理由内至外，似君子之信；瑕瑜互不掩饰，似君子之忠。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推崇玉、喜爱玉、佩带玉是由此作为心理基础的。

              （王学泰•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