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噗，噗，噗……”屋外护窗户的塑料纸像遇到了什么糟心事儿，在“呼呼”怒号的北风中一口接一口地叹着气。我越听越觉得像有人在冲着我的窗户啐唾沫。
“呸，呸，呸”发难的人斜眉吊眼，下撇的嘴角上挂着鄙夷与嘲讽。
“哗，哗，哗”塑料纸被粘糊糊的口水击中，浑身筛糠似的抖着怕是哭了。
昨晚没有给煤炉添煤，火大概早已灭了，屋子里寒气逼人。我不由打了个寒颤，哆哆嗦嗦地用被子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然而，那床看起来还算厚实的棉被，在无孔不入的寒冷围攻下，却失去了招架之功。一股股寒气从脖颈和脚底的缝隙钻进余温尚存的被窝。寒冷一阵儿紧似一阵儿，没多大功夫，就侵占了浑身每一寸肌肤，把血管一根根凝成冰。当冷气儿钻进骨头缝里时，上牙和下牙止不住“得得得”地撕打起来。心像被一只冰冷的大手攥着，缩成一团，连同身子一起也蜷缩成弯曲的虾米。不知什么时候，双唇颤抖着，我早已泪流满面。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晚。五脏六五大概都已经被冻成了冰坨。四肢僵硬，连头脑都一片混沌。我拖着如灌了铅的双脚，像一缕游魂，挪到门口。
木然地，我拉开门，一片刺眼的白，扑入视野，让人无法直视。原来，昨夜大雪纷飞。雪落无声，如今，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
一个月后，我结婚了，我把自己嫁给了厂里主管生产的副厂长黄百发。我原本是个农村姑娘，爹娘世世代代都是土旮旯里刨食的农民。尽管他是个死了老婆的二婚头，在别人眼里，我依然是高攀了。
我从小聪慧，小学毕业后，轻轻松松考上了公社的初中。从村子到公社，要走十几公里的山路。父母心疼我，舍不得让我吃那份苦。又担心住校食堂饭菜油水少，我会跟不上营养，亏了身子。那时，大舅在公社开卡车，我初中三年就寄住在舅舅家里。
担心舅妈给我冷脸子看，每个学期开学时，我爹都会赶着毛驴车亲自送我去舅舅家。车上除了载着我，还装满了米面油鸡蛋和时令蔬菜瓜果。这些都是全家人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我是家中的老小，也是唯一的女孩儿，上面三个全是哥哥。从小父母宠着我，哥哥们惯着我。妈妈说我长了一张八哥儿嘴，伶牙俐齿，能说会道。哥哥们却说我长了一张刀子嘴，得理不饶人。
自从进了大舅家的门，我又多了项本领，察言观色。我小心翼翼地把在自己家里时的那股娇蛮劲儿隐藏起来，时时处处陪着小心。一张巧嘴儿更像抹了蜜，加上有眼力见儿，手脚勤快，原本自从我进门就拉拉着脸的大舅妈，慢慢对我也有了笑脸。
三年寒窗苦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顺利考上了卫校，实现了鱼跃龙门的华丽转身。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县里最大的钢铁厂担任厂医。十八九岁花儿一样的年纪，再加上原本就身材苗条长相姣好，在男多女少的工厂里，我成了当之无愧的厂花儿。
人生道路如此平坦，一切都那么顺风顺水，我不禁有点儿飘飘然起来。天真烂漫的我哪里会想到，自从踏进工厂大门那一天起，厄运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向我步步逼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