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班真的是一大折磨啊，谁都想每天少工作一段时间，但钱却依然赚。
其实早在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就预测，随着技术变革和生产率提高，最终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即可。
然而事实却是，尽管生产率在过去几十年显著提高，我们平均每周仍然工作40小时。
但自凯恩斯时代以来的数据和研究表明，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好处一直由企业独享。
在他那个时代，凯恩斯见证了自动化工厂的崛起、大规模生产以及电力、蒸汽和煤炭更广泛的使用。
生产率的提高使生活水平提高，并彻底改变了工作的世界。未来的技术将会有同样的变革。
一项研究显示，自1970年以来，“办公类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了84%，几乎完全是计算能力的功劳。
换句话说，如今的上班族可以在一小时内完成一件事，而1970年的上班族要花五个小时，1970年的一天的全职工作现在可以在1.5小时内完成。
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是凯恩斯想象的两倍，数字革命极大地增加了每个人的工作量。
单单从1993年到2004年，在科技繁荣的鼎盛时期，从新技术受益最多的行业（包括农业），生产率增长了46%。
而农业技术的创新是这种“生产力繁荣”的根本原因。
在法律行业，“无纸化”办公室的理念在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开始发挥作用时，极大地提高了那些最大律师事务所的生产率。
现在，大型律师事务所正投资云计算、文档管理系统甚至基本的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后者或将尤具变革性，允许企业快速分析大型文件和数据集。
正由于有这些技术，一份报告发现，现在的一位法学毕业生比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十年的人生产率更高，这种效率涵盖了80%的工作内容。
换句话说，技术提高了生产率，以至于它超过了实际工作经验带来的生产力效益。
然而，这些显著的生产率增长并没有转化为更少的工作时间。
造成这一现象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部分是经济原因。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减少工作时间，而是要求更大的生产率效益。
例如，谭保总理和肖顿就一致认为，“更高的生产率……会导致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更高的工资”。另一方面，凯恩斯主张的是一个就业少、工作时间少、还有相矛盾的高工资这样一种经济体。
虽然员工工资增长几乎为零，但CEO薪酬在过去几年里大幅上涨，直到最近才出现停滞。
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发现，自1978年以来，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增长了937%，而平均工资仅增长了10.2%。换句话说，生产率提升的好处都直接进入了高层。
在许多行业中，公司利用生产率的提高来扩大规模和增加他们的业务量。
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的科技热潮结束后，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上40家最大律师事务所中的6家。在会计方面，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在2010年代达到了破纪录的增长，而据报道，他们的员工则是“工作到死”。
我们的政治家和商业领袖应开始讨论的是我们生产力繁荣所错失的机会，而不是讨论进一步提高生产率所带来的好处。
就像错过了对矿业繁荣征税的机会一样，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生产率繁荣时期，澳大利亚也错过了大量减少工作时间的机会。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逐渐步入我们的生活，人们又开始谈论未来的科技乌托邦，但我们必须应对过去的经济现实。
科技远没有解放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时间没有变，受益的只有我们社会的上层。
生产率的提高应该与工资增加，或者基于相同的工资水平但工作时间减少相吻合。如果不是这样，多数人工作越来越辛苦，而仍是少数人继续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