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先秦时期的邦国，人们很容易想到一个词，叫作“东周列国”。这大约是因为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写过一本《东周列国志》的关系。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争霸固然精彩，但其中的多数诸侯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武王伐纣”与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之后，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西周统治者两次分封诸侯。除了“论功行赏”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起到控制当地、稳定周朝统治秩序的作用。用古书上的话讲，就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人们熟悉的“封建”这个词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不过，如今的“封建社会”是近代日本学者转译西语时借用了古籍上的汉字，两者的内涵大相径庭。西周分封了多少诸侯呢？按照战国思想家荀子的说法，西周早年一共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君主主要是王室亲族与开国的功臣谋士，因此与周王室同姓（姬姓）的诸侯国占了绝大多数——多达53个。
至今，在中原大地的地名里仍然可以找到其中一些古国封邑的名字。比如今天河南省会郑州与其下辖的新郑市的来历，就都与春秋时期的郑国有关。郑国是个西周晚期才诞生的诸侯国。它的开国君主郑桓公是周宣王之弟，最初分封在西周王畿之内的“郑”，就以地名称其国。其势力范围在今关中平原西南部渭河南岸地区。那位“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在位时，郑桓公身为皇叔，在镐京担任司徒。他眼见“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只得替自己家族留一条退路。
公元前779年，郑桓公把家族、部属、财产搬到“济、洛、河、颍（济水、洛水、黄河、颍水）之间”，建了一个新邦，仍然称之为“郑”，于是就有了“新郑”这个地名。按照《国语》的记载，郑桓公向周朝太史讨教家族去向时，后者分析天下形势时提到南方有个“随国”。西周王朝在汉水以北、淮水上游一带设置了随、蔡、蒋、唐、息等诸多同姓封国，这就是《左传》所说的“汉阳诸姬”。这些诸侯国名许多也已成为今天的地名。比如“随国”正是在今天的湖北随州一带，人称“汉东之国随为大”。另一个息国则在如今的河南息县（今属信阳市）。春秋早期，这个息国与附近的申国（今河南南阳）被楚国吞并，提供了大量兵员。于是楚军在城濮之战（前632）被晋人打得惨败后，楚成王派人责备主将成得臣“其若申、息之老何？”自觉无颜见申、息父老的成得臣只好引咎自裁。
消息传到晋国，晋文公为去掉一个劲敌而额手相庆，还留下一个成语“莫予毒也”——再也没有人威胁我了！而在“汉阳诸姬”里，“来头最大”的大概是蔡国了。其开国始祖是周武王的弟弟，名列“三监”之内的蔡叔。可惜进入春秋时代以后，蔡国国势不振，很快落入楚国的势力范围。到了公元前6世纪，蔡国先为楚灭，而后幸运地异地复国。这一来一去，就在今天河南省驻马店市里留下了“上蔡”“新蔡”两个县名。可能有人也会注意到，诸如“郑”“蔡”这样的诸侯国名，如今也是国人常见的姓氏。在《百家姓》里，“郑”排第7位（“周吴郑王”），蔡则列第155位（“高夏蔡田”）。这其实也不是巧合。河南省新郑市郑韩故城。故城由春秋时期的郑国始建，韩灭郑后，迁都于此。郑国是个西周晚期才诞生的诸侯国，它的开国君主郑桓公眼见周王室大厦将倾，把家族、部属、财产搬到“济、洛、河、颍之间”，建了一个新邦，仍然称之为“郑”，于是就有了“新郑”这个地名在现代人的概念里，姓和氏没有什么区别。
《现代汉语词典》的“姓氏”条目下写道：“表明家族的字。”这表示“姓氏”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成为一个双音节词。但早期的姓氏可没这么简单，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按汉代《说文解字》记载：“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母感天而生子”，说明“姓”最初产生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这从留存到如今的历史悠久的古姓多是“女”字旁就看得出来，譬如 “姬”（黄帝）、“姜”（炎帝）、“姚”（舜帝）、“姒”（大禹）俱是如此。
而氏实际上是姓的分支。所谓“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所自分”（《通鉴外纪》）。这一出一分，表明“姓”就是代表着宗法制度中一个宗族始祖的所在，而“氏”则成为自其始祖所繁衍、分化出来的子孙后代的称谓。“氏”的来源五花八门。有“以官为氏”的，比如司徒、司马都是西周的官位（“司徒”掌教化、“司马”掌军事），其后代就以其官名为氏。而“以邑为氏”的也很多见，比如晋武公的一个儿子封在羊舌（今山西沁县），其后人就以“羊舌”为氏。到战国以后，宗法制度解体。姓氏遂混淆不分。《韩非子》记载：“（齐国）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晋国）姬氏不制，六卿专之也。”其实，“吕”应为氏（姜姓），“姬”则是姓，韩非将二者相提并论，可见姓和氏在当时已无分别。无怪乎顾炎武断言“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
这样一来，郑国和蔡国本来都是姬姓，但两国灭亡后遗民都以国名为姓。另外有个成语叫“假途伐虢”，其中的“虢”也是姬姓，但亡国之民，遗民“以邑为氏”。这就是百家姓里的“郭（古时通 ‘虢’）”的一个来源。上古列邦不过，即便在西周早年的所谓“成康盛世”，诸侯国也不全是与王室有关系的功臣勋贵（以“姬”“姜”两姓为主）之后。周人的分封对象，也包括神农氏、黄帝、尧、舜、禹等所谓“先圣王”的后裔，但这只是对这些至少在名义上服从周朝权威的邦国表示承认而已。“杞人忧天”这个成语家喻户晓。其中提到的“杞”国据说出自大禹之后，夏朝王室的后裔。孔子曾为考察夏朝之礼而到访杞国。只是由于杞国文献也多散失，因此只能感慨：“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论语·八佾》）今天河南开封市下辖的“杞县”就来源于这个“杞国”。
如今河南省还有一个邓州市，也是以上古时期的“邓国”得名。传说商王武丁分封他的叔父蔓叔于邓（约在河南邓州西南的林扒镇）。其国祚传至春秋。这里也发生了一个与“假途伐虢”差不多的故事。春秋早期，楚文王打算起兵攻打申国，必须途经邓国。其实，邓国是楚国的邻国，灭邓比灭申更方便。但楚文王的父亲楚武王有一位夫人是邓人，故而邓主觉得楚国不会对亲戚下手，于是放任楚军过境——结果可想而知，楚文王经邓袭申后便回师攻邓了。
这自然是应了那句话，“春秋无义战”。随着诸侯兼并战争日益加剧，大国疆土愈来愈广，于是秦、楚等国率先在新开拓兼并的土地上置“县”，交给受国君任命的官员（县尹、县公、县大夫）管辖，因此取代了原有封土食邑的陈规旧制，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秦武公十年（前688），秦国“伐邽、冀戎，初县之”，第二年又初县杜、郑。这就是史籍出现的第一批县。如今河南平顶山市下辖一个叶县，其地名由来就是春秋后期楚灵王设置的叶县。楚封沈诸梁于叶，号为“叶公”。叶公曾问政于孔子，他也是成语“叶公好龙”的主人公。就在春秋时代进入晚期时，在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吴、越两个强国突然兴起，他们的武力震动了华夏世界。吴军长驱进入楚国的郢都，北上打败齐国，与晋国争当诸侯的盟主，一时所向无敌。谁知不久之后，吴为越灭，越王勾践又成为春秋战国之际最强大的霸主。吴都在江苏苏州，越都在浙江绍兴。所以如今苏州市有吴中区（旧吴县），绍兴市有越城区（秦代还有过“大越县”），便是由春秋时期的吴、越国名而来。苏州阊门夜色。
阊门始建于春秋时期，是吴国都城——阖闾大城八门之一。吴都在江苏苏州，今苏州市的吴中区（旧吴县）便是由春秋时期的吴国名而来按照史籍上的说法，“吴为周后”，越则是大禹后裔。其王族的出身都很“高贵”。可是纵观旧属吴越的江浙一带地图，其中颇有些命名方式相似却又难以理解的地名。比如浙江省有余姚市（今属宁波市）、余杭区（今属杭州市），距离不算太远的赣东北则有余干县（今属上饶市）。这些地名里的“余”显然与古汉语里的含义（“我”）没有关系。《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这就是说，在先秦时期，江、浙一带是百越人的聚居地。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时说：“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所以，在地名出现的“余”以往也被认为是百越语言里无意义的发语词。
不过，根据当代语言学家郑张尚芳（1933—2018）的研究，古代的百越语言与现代的壮侗民族语言有亲缘关系，“余”在古代百越语里是“田、地”的意思。以此理解，“余姚”指的是姚姓氏族居地，“余干”的意思是“干越人的田地”，而不少“码农”心中的圣地，阿里巴巴集团所在的余杭，在古代百越语里的含义是“搁置舟航之地（登岸码头）”。相比之下，有关无锡（现属江苏省）名称来历的争议更大。世间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来自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这里面说道，战国末年，秦国派大将王翦攻楚。王翦率军驻扎在锡山。军士埋锅造饭时发掘出一块石碑，上面写有“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据说锡山此前盛产锡矿，故为兵家必争之地。王翦因此断言，见此碑天下可太平。“无锡”的地名便这样诞生了。不过，《东周列国志》只是一本历史小说，其中颇多无稽之言而不能尽信。关于无锡得名的由来，书中说法最明显的一个破绽就是时间。无锡县最早设立于汉高祖五年（前202）。
若是此地名根据“无锡宁，天下清”的说法而来，王莽篡汉（9）时何必将“无锡”县改为“有锡”县？莫非是这位新朝皇帝嫌自己的江山太过稳固，需要来个“有锡兵，天下争”不成？其实，吴、越历代君主里也可以看到“无余”“无颛”“无疆”这样的名字。这些“无”显然与“无锡”同属古代百越语词。《汉书·地理志》记载：“无锡，有历山，春申君岁祠以牛。”按照郑张尚芳的解释，“锡山”就是“厉山”的一音之传，而“无”在百越语里是“神巫”的意思。因此“无锡”这个地名的出处就是“厉山之巫”。不过此说终是一家之言，“无锡”究竟是什么意思，迄今仍是悬案一桩。
敦煌月牙泉。敦煌郡设于元鼎六年（前111）。关于这个名字，汉末应劭认为：“敦，大也 ；煌，盛也”，“敦煌”一名取的是“盛大辉煌”之意。也有人认为敦煌应为当地土著居民语言的汉语音译，众说纷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