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雅与俗

                                                      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闺怨词,通篇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抒写了一位闺妇在同恋人分手后的相思之情。要说这首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字“俗”。当然这里的“俗”并没有贬义,而是指一种作词风格。词中运用白描手法,语言浅显甚至使用市井俗语,将闺妇追求爱情的心情表现的淋漓尽致。这首词的作者就是以俚词见称的浪子柳永。

在我国远远流程的文学史上,宋词向来和唐诗并称为光辉夺目的明珠,都代表了一代文学的高峰。在群星闪耀的宋代词坛,柳永可谓是独树一帜的词人,在词的题材内容和体制形式等方面都有大开拓和大创造。他开辟的主要方面就是在于在词中大量引入市民生活和市民情调,以通俗俚浅的语言和民众喜爱的艺术形式去反映当时的都市市民生活和市民阶层的思想情趣。这可谓开一代词风,突破了传统“花间”词派清词丽句的格局。

词在它的黄金年代——宋代,并非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要配合音乐由歌妓演唱的。虽然在苏轼和辛弃疾后词开始有脱离音乐的倾向,但整体上,“合乐应歌”一直是词体文学的主流。这也造成宋词“独重女音”,趋向艳靡柔美的风格。不过,虽然同属柔美词风,也还是有区别的,即“雅俗之分”。柳永自幼与乐工、歌妓为伍,其词生动活泼,不讲求含蓄,以俗为美。同样是表现闺怨题材的作品,晏殊的《玉楼春》又是另一种风格:

                               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

                               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

                               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整首词感情真挚,情调凄切,轻写实重写意,避免直述,用比喻、夸张的手法抒发感慨,烘托感情。与柳永的浅俗直白、市井俗语形成鲜明对比。而代表传统士大夫情趣的晏殊也是极力排斥柳永这种充满市民阶层的文学趣味,有一则为人熟知的小故事:

“柳三变(永)既以词忤仁庙(宋仁宗),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殊)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柳遂退。”

在这个故事里,柳永找晏殊为自己辩护,说自己也是像晏殊一样写写词罢了,但晏殊却坚决与柳划清界限,“我虽然也写词,但和你不一样,至少我不会写‘针线闲拈伴伊坐’这样的句子”。对柳永的鄙视跃然纸上。其实柳永作为当时活跃在词坛的大词人,只是走的创作路子和风格与晏殊不同罢了,却被极力的排斥。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明显的雅俗对立呢?这还得从词的历史说起。

在宋之前,以诗文辞赋为主要样式、以宫廷文学和山林文学为主干、以士大夫意识为灵魂的正统文学居于绝对统治地位,是封建社会上升阶段的代表文学。随着中唐之后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正统文学也就日趋老化。与此同时,城市繁荣,商业发达,市民阶层日益膨胀,自晚唐至宋,市井间的娱乐活动也日益兴盛,在市井说唱娱乐活动土壤里滋长了与正统诗文辞赋迥然有别的市民文学。宋代以来,新兴的市民文学呈不断上升之势,在元、明、清三代,其成就已出于正统的士大夫文学之上,事实上占据了创作的主要地位。宋代处于正统文学与市民文学盛衰交替的重大转变期,而新兴的曲子词,正好是从正统文学向市民文艺过渡的一个重要标志。

词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入宋之后,儒学复兴,而新兴的都市文化色彩极浓的曲子词,却放肆地表现男女情爱,冲破了传统士大夫“所谓发乎情,止乎礼”的信条。士大夫在政事之余也利用了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样式表达自己内心积压的感情。但在竞相作词的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不能彻底拜托正统礼教、诗歌的规范,于是给词安排了一个靠后的位置,在不妨碍诗文正统地位的前提下为词找到一个存在的理由。于是也就有了“诗庄词媚”的说法,在提到词的时候,总要加一个小字,称为小词。无非是想表明,虽然文人也会作词,但纯属小道游戏、娱乐性情而已。也正是这些士大夫的参与,用士大夫的审美和风雅去提高和改造艳体的小词,使词从民间的世俗文学提升为士大夫的雅文学。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以晏殊为首的士大夫虽说也写柔美的小词,但在理念上还是排斥它,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姿态,更不要说柳永这种都市市民味极浓的“俗词”了,就是因为以晏殊为首的词人认为柳永的作品背离了士大夫应有的思想规范。宋词,尤其是北宋词中不同流派的产生和它们之间的对立斗争,就与当时新兴的都市文化同以儒家为核心的正统士大夫意识两者的冲突矛盾、消长起伏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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