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24 二百六十九课
古文经典交流学习群 郭老师
郭志强，199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 ，中学高级教师，曾任《中学政史地》编辑部主任。
11.3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语音整理
本章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没有“子曰”两个字，说明这段话并不是孔子说的。孔子与众弟子之间是长辈与晚辈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他都是直呼其名，而本章对于孔子的学生使用的都是尊称。所以很明显，这是后人在编撰整理《论语》的时候进行总结后加进去的，我们把它称为“德行四科”。
所谓“德行四科”，就是《论语》的编撰者把孔子所教过的学生分成了不同的类型，类似于我们今天大学里分成的四个系，就是“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
“德”就是品德，在心为德，把美好的品德表现出来就是“行”。德行方面，孔门弟子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他们四个。《论语》里记载颜渊德行的地方比较多。比如孔子多次提到过他，“三月不违仁”“不迁怒，不贰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这些品德都是一般人不可能达到的境界。所以颜回是孔子最喜爱的弟子，是最喜爱，没有之一。所以颜回在孔庙成为配享祭祀的圣贤之一。
闵子谦的德行，我们前面提到过，主要就是孝敬父母，另外也很有管理的才能。季桓子曾经请他做费邑宰，治理很有成效。但是他看不惯季桓子的所作所为，就毅然辞职。当然，这也是他刚正不阿的体现。
至于冉伯牛和仲弓，在《论语》里也都有他们和孔子的对话，在这里就不再重复解读。
宰我、子贡被纳入了“语言科”，意思是说他们善于言辞、适合外交，经常代替孔子出使各诸侯国。不过宰我这个人，有时候言行不一，经常给老师挖坑，令孔子生气，所以孔子说，“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而子贡就没有宰我的那些毛病了，他可以说是孔门的最能干的弟子之一。无论是学业、政绩都比较优秀，但是最突出的还是他的外交成就，同时也非常有商业头脑，被称为儒商的鼻祖，一度富可敌国。
冉有和季路被列为“政事科”，可见他们两个都擅长治理国家，尤其是他们都能够带兵打仗，立有战功。冉有还善于理财，在担任季氏家臣的时候，成功地进行过田赋的改革，为季氏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这一点，也遭到了孔子的严厉的批评。季路跟随孔子时间最长，也是武功最高的一个弟子，事实上他也担任了孔子侍卫的职能，可惜后来在卫国内乱之中被叛臣杀死，砍成肉泥。应了孔子所说的，子路这种性格，最终肯定是死于非命，不得善终。
总结的最后，把子游与子夏列入了“文学科”。注意，这个文学科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写小说的人，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这个文学科指的是文献学科，就是搞学术研究，编撰文学典籍的这一类人。这里成就比较突出的应该是子夏，他担任过鲁国的太宰。孔子去世以后移居魏国，开始设帐收徒，开魏国风气之先。教学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魏文侯尊他为师。在他的众多学生里也是群星灿烂，像改革家李悝、军事家吴起都是他的学生。
总之，本章列出来的“四科十哲”，对于后来的历史影响很大。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以后，实行新政，其中就包括“四科取士”，就是根据这四个科目来选拔人才。但是靠德行和言语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选拔人才就比较难了。隋唐时期，开科取士主要是靠文学和政事来选拔人才。
对于孔门弟子进行这四种分类，是孔门弟子在孔子去世以后进行整理得出来的。如果孔子活着会同意这种分类吗？我想大概不会。因为孔子一直倡导的就是“君子不器”，他希望自己的弟子们都能够全面发展，不会把自己的学生贴上一个生硬的标签，不会定义哪个学生属于哪一类。况且，在孔门弟子中，像曾子、有若他们也都非常能干，非常富有才华。但是，在这一章里没有被列出来，这样就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误解，就是孔子最具代表性的学生就是这10个人，这明显不够科学，有失偏颇。
孙中兴详解
这章将孔门弟子的特长分成“四科”，总共十个人，唐朝以后通常称为“十哲”。这十位也都列名在孔庙的大成殿中，有机会各位可以到孔庙去算算看（其实除了这十位之外，还有孔子完全不认识的人）。这十人算是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的弟子中以德行见长的有四位：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以言语见长的有两位：宰我和子贡。以政事见长的有两位：冉有和子路。以文学见长的有两位：子游和子夏。
这章并没有“子曰”两字，所以是否为孔子所说，不无疑义。《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前后问过孟子：“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可是并未提及“政事”和“文学”的“四哲”。后段公孙丑又提到：“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虽然提及“子夏”和“子游”之名，却没提到“文学”，而是说他们（还有四科十哲中漏网的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提到“冉牛”（就是冉伯牛）、闵子（就是闵子骞），和颜渊是“具体而微”却没说是“德行”也漏列了仲弓。这里也没说是孔子说的，只是公孙丑听来的传言。
皇侃说“此章初无‘子曰’者，是记者所书，并从孔子印可，而录在《论》中也。”可是《论语》并非孔子所编，而且曾子和子张这些在《论语》中屡屡出现的弟子未列名其中，似乎也启人疑窦。徐干认为曾子的孝和原宪的清，都是孔门的佼佼者，可是没有列名在此，是因为“其材不如也”（《中论·智行》）。刘宝楠则认为徐干的说法是“苛论，不免以辞害义”。
皇侃认为这样的排序是有意义的：“四科次第，立德行为首，乃为可解。而言语为次者，言语，君子枢机，为德行之急，故次德行也。而政事是人事之别，比言语为缓，故次言语也。文学，指博学古文，故比三事为泰，故最后也。”韩愈也有类似看法。李翱则认为这四者有着“自下升高，自门升堂”的深意：“学圣人之道始于文，文通而后正人事，人事明而后自得于言，言忘矣而后默示己之所行，是名德行，斯入圣人之奥也。”朱子认为这是“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群经大义总说一》也持朱子同样的看法。
这章也开启了本篇下面各章对于这十哲中主要人物的讨论。
“德行四哲”中，颜渊在《论语》中出现次数多，他的德行也比较清楚。
闵子骞以孝行著称，我们在《雍也篇》已经提过他的几个故事：“母在一子单，母去四子寒”一语化解后母虐待的家庭危机，守丧弹琴持礼，以及入门孔门前后从“菜色”到“刍豢之色”的转变（《韩诗外传·卷二》）。在《论语》中，他除了已经在《雍也篇》第七章出现过请辞季氏聘他为费宰的事之外，在本篇第五、十四章中还提到他的孝行，以及他建议别改作伤民。
冉伯牛就是冉有，《论语》只记载过他染了恶疾，孔子去探望他的事（《雍也篇》6.8），没有任何有关他的德行方面的记载。
有关仲弓（就是冉雍）的章节就有六篇之多：提到他的政治才能（《雍也篇》6.1），他对子桑伯子的中肯评论（《雍也篇》6.2），孔子认为他是可造之材（《雍也篇》6.6），问仁（《颜渊篇》12.2），问政（《子路篇》13.2）。这里他虽然被列入德行门，并不表示他没有政事方面的才能。所以，不管是谁做的分类，四科 应该只是对其中一种特长的强调。
“季路”就是子路。
“文学”不是我们今天所常用的指涉小说、散文之类的意义，而是指对于“六艺典籍”。
子夏被孔子夸奖过对于《诗》有独到见解（《八佾篇》3.8），也被孔子提醒过要做“君子儒”，别做“小人儒”（《雍也篇》6.13），他当莒父宰的时候，请教过孔子为政之道（《子路篇》）13.17。可见虽然列名“文学门”，还是有“政事”能力的。
子游问过孝（《为政篇》2.7），还治理过武城，而且被孔子称赞过（《雍也篇》6.14、《阳货篇》17.4），他也批评过同样列名“文学科”的子夏（《子张篇》19.12）和没排上十哲的子张（《子张篇》19.15）。他也有着“政事”的能力。
所以，我们可别太严肃看待这四种分类。这种“分类”的流弊就是“分裂”。这也就是孟子提到过的有人得“圣人之一体”，有人是“具体而微”。圣人的思想就这样被大卸八块，流传四方。
这里提到的孔门四科，似乎可以和《述而篇》第二十五章提到的“四教”（文，行，忠，信）配合来看：“德行”就是“行”，“言语”是“信”，“政事”是“忠”，“文学”是“文”。
李零讲解（摘）
孔子重德胜于才，他最重的是德行，其次是言语，其次是政事，其次是文学。他讨厌能说会道的人，但言语好，会背诗，至少可以应对宾客，使于四方，和政事一样，是政治才能，比文学重要。文学，和言语不一样。言语是嘴巴讲的，文学是写下来的。他热爱读书，对传书本知识有大功，但绝不会像后世讲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神童诗》）。
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渊，四大道德先生之一，死后默默无闻，有闻也是虚名，不如子路，性格也好，政绩也好，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就像看电影，好人记不住，记住的都是坏人和有毛病的人。孔子死后有大名，主要是靠言语科的宰我、子贡和文学科的子游、子夏，还有十分偏激的子张，他万万想不到。
再往下，历代取仕，和孔子是反其道而行之。早先，还举孝廉、策问贤良，推荐加面试，考考道德、政治，后来完全靠文章，靠考试成绩。
孔子地下有知，当作何感想？
魏晋时期，流行品评人物，如《世说新语》，它的前四篇，即以四科为题。这是阅读下文的一个提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