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来自：虎嗅《“底层研究”正无形伤害底层》https://mp.weixin.qq.com/s/QqjL7plOSq5qlhbbVj3ztw
李小云的这篇文章是从中国社会科学底层研究角度出发，首先梳理出底层研究的历史源流，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国际底层研究思潮影响到了中国的地方性实践，英国和印度的历史学家对印度历史的一系列反思和成果促使了底层研究学派的成型，在印度底层研究方面，围绕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具体到中国，中国早期的底层研究可以追溯到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一系列革命政治著作中，随即又沉寂了一段时间，再次为学者所关注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这期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由国家为单元为主转向国家和社会为双重单元，农民问题也是中国底层研究的中心，从80年代关注土地承包权到90年代的三弄完题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农民工、留守问题和城市化占地问题，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完成了从“上”至“下”的转移，呈现出研究主体多元化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很多底层研究忽视了社会秩序有机愈合机制的作用，甚至出现民粹性的学术倾向，通过为社会提供非官方视角的底层生活实际镜框，以学术话语不断制造和强化社会断裂，在学理上制造了极端二元论。让底层研究成为一个“民粹社会实践的同盟”(community of populist social practice )
有感于某位up主因贫病交加去世，网络上出现诸多质疑基层地方扶贫工作的不满声音。当地乡镇政府工作如何尚未有结论，因此不便评价，仅让我以几篇底层文学来谈谈其发声者的问题。
当作家将关注点投射在底层群众上时，自然而然地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谁为底层发声？凭什么能够为底层发声？因物质条件上的贫瘠，底层群众往往并不具备相应的受教育水平来陈书自己的生活，成为天然的失语者，变为丧失话语权力的隐形人。此时，一位代言者的出现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代言者天生是与他所代表的底层所分离的，他能言的身份注定其不可能完全成为底层，具备全然的底层经历，因此隔阂从一开始就诞生了。于作家而言，代言者的身份设置选项相当有限，一般只能是记者、作家本人，而且代言者只是偶然路过这一故事，并不是全部事件的经历者，从这个角度来看，代言者更像是出于某种目的抵达到他并不熟悉的底层，获取了一些故事，然后再转述出来，就像是在采集故事一般。这样的叙述方式会产生一个致命的问题，即代言者该以何种身份自居，又该以何种身份讲述。在进行底层文学的叙述中，代言者乃以避免精英主义的同情心态，抑或是难以完全体察底层生活的艰难。随着代言者的离开，有关底层群众的故事结束了，但底层群众的受难还在持续。这样反而加剧了观者的不满。代言者之旅就如同蜻蜓点水一般，通过许多精密的眼睛短暂地看到了水面下的杂乱小鱼在苟延残喘，下一秒便振翅飞走。这类的作品有：曹征路《那儿》，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有的作家也独辟蹊径，代入底层身份进行叙述，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难免有过度贩卖苦痛之嫌，作为底层的代言者身份也很难设置。因此方方《风景》中以死去的灵魂为视角进行全知叙述，不可不谓是一种聪明的方式。余华《第七天》也是同样的道理。
但信息时代到来了，在这样一个大众发声的时代，有很多人积极为底层发声，底层也有了许多途径向上发声，这样的代言者的存在还有价值吗？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这么多发声的底层中，我们又该如何自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