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钱钟书先生以“诗可以怨”为主题的报告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写作发生的原因；愁苦情绪对文学写作的影响；“不病而呻”的文学现象以及最后提出的造成 “诗可以怨”的深层原因的新论题。钱的此次报告，可以让我看见他深厚广博的文学修养及平实亲切的人格魅力，也让我获得了一个看待文学作品的新视角。

但在阅读的过程中，对于钱的论证，或者说是对历史上众多文人学者对“诗可以怨”的看法的形成过程，却总觉得有些别扭。不知道是否是自己的逻辑存在疏漏，不当之处还望读者大老爷们指正！

二、功能论到发生论的逻辑变换

报告的主题“诗可以怨”取自孔子论述诗的社会作用的一句话：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认为诗歌中的具体艺术形象可以激发情感与想象，可以在诗歌的引导下了解与评判世间万象，可以以诗歌为凭借与其他人交流想法，融入群体之中，最后则是本篇的“诗可以怨”，讲的是可以通过诗歌表达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不满与批判。

以此来看，“诗可以怨”是诗歌众多作用中的一类，讲“诗可以怨”，应以诗歌为基点，为主体。可是在钱论证的过程中，“怨”成了诗歌产生的基点，并且始终将作者的情感体验放置于主导位置。简言之，“诗可以怨”讨论的对象应该是诗歌，可是在钱的《诗可以怨》中，讨论的对象却成了文人墨客的怨情，于是论述的逻辑在无形之中发生了改变。

也就是这种不易被察觉的逻辑转变，造就了历史上怨诗繁荣的一大文学现象。

所以我应该考虑的是：它是如何转变过来的呢？

三、有关变换原因的相关思考

首先是“诗可以怨”与“怨诗”之间存在着可以联结的途径。“诗可以怨”是说作者通过诗歌来表达对社会某些现象的不满与批判，其中就存在着作者个人的情绪；“怨诗”是作者将诗歌作为了自身情绪的载体。两者都以作者个人的情绪为基础，只不过在之后发展的过程中，作者在文艺创作中的主体性越来越强，“诗可以怨”的社会功能倒有些降低了。所以，“自我”的发现与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对文艺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其次，大众审美的选择的相似性也促成了这种现象的形成。“怨”作为诗歌的功能之一，被历代文人不断地强化，以至于后来似乎成了诗歌作用的唯一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司马迁就像做了一个文艺创作上的出题者，他的“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一句，给试题卷上增加了一个“怨情成就诗”的选项。奇怪的是，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历代的文人墨客却大都选择了这个答案。于是个人的看法变成众人的习惯，习惯演变成传统，将诗歌的发生原因不断狭窄化、绝对化，怨情也成了评价诗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

这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人们思想倾向的问题。历史为什么对“怨”有偏爱之情呢？

这让人不自觉地想到了喜剧与悲剧两个剧种间的关系。在历史上，比起喜剧，人们更推崇悲剧。或许是因为悲剧能激起审美者悲伤、怜悯与恐惧等复杂情感，然后从其中得到灵魂得到净化、升华的感觉？当文学作品的接受者形成这样的“消费需求”时，那么企图从创作中获得些什么的作者也便听从这种市场需求，创作为市场所需要的怨诗了。报告中提到的诗人为了押韵而让兄弟在诗中“死亡”的例子，便是这种喜好的具象展现。

我从前也写过一句话，“持受害者心态的刽子手”， 即人（我大概是指没有原罪意识的中国人）往往倾向于绝对化地肯定自己，就算是做着凶恶的事情，也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往悲剧主人公的角色上套。用当前调侃的话来讲，就是“这不是我的错，都是世界的错”。这样的心态会不会也促成了怨诗的繁荣呢？

还有一个思考是，为什么诗歌的评判依据会逐渐狭隘，而主要以其中的悲情为标准，即人为什么难以接受多元并存而倾向于单一？私认为是人的不自信以及迫切想要确立“自我”的原因，一个没有明确自我的人，需要凭依着一个相对确定的标准，才能活得不那么累些。

四、《诗可以怨》：一场刚刚开始的报告

要指出的是，钱似乎并未在这场报告中点明自己肯定或否定的立场，他只是向大家展现了有关于“诗可以怨”现象的丰富材料，指出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因此我认为，钱这场报告的重点实在最后一段：“古代评论诗歌，重视‘穷苦之言’，古代欣赏音乐，也以‘悲哀为主’：这两个类似的传统有没有共同的心理和社会基础？悲剧已遭现代‘新批评家’鄙弃为要不得的东西了，但是历史上占优势的理论认为这个剧种比喜剧伟大：那种传统看法和压低‘欢愉之词’是否也有共同的心理和社会基础？”私下猜想，这场报告的内容不是目的，而这场报告将引出来的对于“怨诗”产生原因的思考才是钱真正想要获得的。

恩，写到这里，我终于知道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到底在别扭些什么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