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谁考虑问题比别人想得更长远，那么一定不是在说周天子们，也一定不是在说诸侯国君们。春秋战国时代毋庸置疑是个乱世，春秋之乱，在于礼崩乐坏；而战国之乱，要说是礼崩乐坏就过于简单，更应该说是礼乐已经没有了。这种格局的形成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左传》里记录的故事，上启鲁隐公，下止鲁哀公，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春秋时代。为什么左丘明会如此抉择，这本身就可能是一个谜。
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人之生命，若能超越七十岁就是非同寻常，又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语，前三十年是经历，后三十年是经验，所以左丘明写春秋的时间，至少应是在鲁哀公之后，而又在鲁哀公之子鲁悼公之前。因为历来国君多忌讳，左丘明写鲁哀公死是可以的，但鲁悼公未死，左丘明就不能写鲁悼公死了。更重要的是《左传》附录注释有晋国荀氏智伯之死，这大致就在鲁悼公十年左右。那么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会让左丘明著作如此恢弘历史？
鲁悼公即位的那一年，大约是在公元前467年，也就是《史记》中的“秦厉共公十年”，这年里有“彗星见”。古代人讲究星象之事，彗星过境大多就是有事情发生。鲁悼公在位时间很长，据说有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之间，中原实际上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在鲁悼公即位的前几年里，春秋最后一位霸主越王勾践去世了。中原人对弭兵之会尚有寄托，尤其是小诸侯国们对于大国战争心胆俱疲，所有诸侯们都认为这是战争时代的低谷期，和平才是主流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