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于2015年上映，徐浩峰执导，廖凡、宋佳、宋洋等主演。民国时期南派咏春传人陈识北上天津，采用培养徒弟踢馆的当地规矩，立志在天津开咏春武馆。一方面是拳术扬名的渴望，一方面是身为师父却要牺牲爱徒的谴责，陈识陷入了两难境地。
跟朋友聊起来，感慨电影拍得讲究、有情怀。朋友却不以为然，说它“有点装”。是装腔作势，还是装模作样，没有聊下去。后来想，之所以有这样的非议，大概是对民国时期武人的体面不太熟悉。
民间收兵戢刃的传统由来已久，以约束反抗力量，防止民变。贾谊《过秦论》：“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北宋开宝五年颁禁“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蓄兵器。”何止兵器，民间私学天文兵法，也会获刑。景德三年“天文兵法，私习有刑”。元代的管控虽不至于坊间讹传的“几户人家共用一把菜刀”的程度，但《元史·刑法志》记载，“诸都城小民，造弹弓及执者，杖七十七，没其家财之半……诸私藏甲全副者，处死”。逮至清朝，发展到了民间禁武的地步。雍正四年颁令“禁止民间人士佩戴刀剑行走，禁止百姓拳斗，禁止民间擂台较技，违者依律重处，擂台死伤按杀人论罪。”
自此民间武术的传承转入地下，或由家传，或由秘密组织私传。随着清末内忧外患加剧，清廷不得不招募乡勇，民间禁武逐渐松动。民国建立后，列强环伺，国力积弱，北洋政府公开鼓励民众习武，广设武馆，宣扬国术以凝聚民族。孙中山先生也倡导“尚武精神，强国强种”。1912年中华武士会（即天津国术会）成立，是当时第一个由官方主持的武术团体。时任总统府军事处处长的冯国璋为荣誉会长。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了“中央国术馆”，是由政府“行政院”直接管辖的武术学院。随后更是下令全国各县市设立地方国术馆，以此推动全民习武。官方的大力倡导，在当时掀起了全民习武的热潮。
武术的勃兴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动。在官方的扶持下，习武不再是粗鄙之事，武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升。纷纷而起的武馆，一方面是开馆聚徒的脩金，一方面是政府拨付的钱款，收入进项相当可观。如冯国璋任中华武士会的名誉会长，于成立之日，饮一杯酒，说片刻话，北洋的官银就进来了。正如《师父》里邹馆长所言，“拳术自古秘传，广招学员的武馆是生造出来的，政客做政绩，商家做名声，等他们做够了，不再捐款，武馆的繁荣也就断了。”
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武人在当时都是显眼的阶层，属于体面人。《师父》“天津的规矩，踢馆不论输赢，武馆都要请客。”陈识的徒弟耿良辰第一场踢馆成功，对方请他去登瀛楼晚宴，他却领这一行武人去路边摊喝茶汤，街市围观，水泄不通。踢到第八家，邹馆长答应踢馆的唯一条件，“输了赢了，我都不会跟你在街头喝茶汤，太掉价了”。如此便可理解，电影里武人举止言谈，个个都是上流做派。师父陈识初来天津，结识武林泰斗郑山傲，穿着打扮尽是西装领结、礼服礼帽，来往出入尽是西餐厅、保龄馆、歌舞厅、俱乐部。耿良辰摆茶摊的意中人第一次见陈识，说“一看您，就觉得不像一般人。您是来天津当官的吧？（沾了徒弟鲜血的《蜀山剑侠传》）给了您，您可得给他做主啊。”气势排场之不凡，可以想见。
民国武行兴起之初，便与军政两界过从密切。1921年，武术名家李存义曾至山东军阀马良（时任济南镇守使）部队中教授形意拳。1922年，八卦掌大师宫宝田受张作霖邀请，担任奉军东三省巡阅使兼奉军总教练。李存义弟子尚云祥，在对日抗战时也曾出任以大刀队闻名的西北二十九军武术教练。此时也有不少武人心向兵家谋议之学，谙习领兵布阵，于战乱危亡之际，可作为国家预备之军官，多受器重。
单看武行处事的各种规矩，立意也在维护武人阶层的体面。师父陈识被告知，在天津武术界立足，自己不得亲自上门踢馆，需先花几年功夫培养一名天津本地的徒弟，由这个本地徒弟来逐一踢馆。成功踢过第八家，再踢就超了天津武馆的一半，这时候众馆长联名将请出一位高手，将此徒弟击败并逐出天津，永不得回，师父可以留下开馆。如此周折繁杂的规矩，如此严苛的条件，正是为了双方的颜面都得以保全，武行的威信和体面不失。现实中也存在类似的故事。咏春拳本为南方小拳种，宗师叶问于1950年代自中国大陆至香港，咏春在香港立足也是不易。他收香港本土弟子黄淳梁于门下。黄淳梁先向各派高手挑战，战绩非凡，其事迹被广为报道。黄被称为“咏春拳在香港打开门户的功臣”。
习武之人的体面，也体现在作为当地名流对民间社会秩序的维护上。对争议予以仲裁，调停两造矛盾，可视为民间自治的力量。电影《老炮儿》六爷对佛爷扒手的训诫，对警察与违规摊贩冲突的调解，便是这类遗风。早年间豫南乡镇称这般人物为“光棍”，正是指倡议主事，调停纠纷，维护秩序以及乡民自治的有影响的人物。如今这个义项渐渐走向消亡，被人淡忘，正如同那个已然逝去的武林和武人骄傲的体面。只是如果你仔细听，兵刃相接，道义激昂，从历史烟尘中隐隐传来一声声回响。
2016年3月12日初稿
2016年4月25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