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律师共同体，希望我们互相尊重
本人郑吉文，非专家学者，亦非“死磕”与“勾兑”派成员，是一名信仰法律、憧憬未来的中国注册律师。作为同行，相比较杨金柱、刘少斌而言，他们乃是律界前辈和老师。
特别声明，本文只为凝聚律师群体合力编写，并无批判同行观点之目的。若此文让您感到不适，郑吉文表示歉意。如需发泄不满，请口下留德，勿及父母和祖宗十八代！
两小时前，我于微信朋友圈看到网友转发的《批判杨金柱》，心情可谓五味杂陈。
基于这篇博文（原文略），我先谈一下自己对法律共同体的理解。
法律共同体，是由律师、法官、检察官以及法学家等组成的法律职业群体，成员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以法律事业为中心而凝聚起来的特殊群体结构。目前，我们所期待的法律共同体，尚未形成。
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讲过，要充分认识到，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是人民法院的同盟军，是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沈德咏曾撰文谈及“死磕”现象时也提到，个别律师不遵守规则情况客观存在，但也应深刻反思，如,法官是否存在重视法检配合而忽视发挥律师作用的问题，是否恪守了司法中立原则和公正立场。
近几年，有关部门出台的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文件不少，而律师执业权利真正落地的却不多。正如有学者所分析，法律共同体难以形成的原因，归结于共同体内部的矛盾处理机制存在先天矛盾；律师与公检法之间存在私权力与公权力的利益冲突。
我认为，律师与公检法之间有矛盾，但不是不可调和。
2013年11月，我接受当事人家属的委托，担任涉嫌贩卖毒品、非法买卖枪支案黄某生的辩护律师。该案系跨省特大涉毒、涉枪部督案件，犯罪人数众多。记得当时，我为实现律师会见权，往返于办案单位与看守所无数次，直至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经向办案单位签署委托律师告知书，才得以会见成功。有关其中的法律问题，大家都清楚，在此不予赘述。
2014年07月，检察机关以涉嫌贩卖毒品罪、非法买卖枪支罪对十二名被告人向法院提起公诉。在起诉书中，黄某生被指控贩卖毒品三次，累计贩卖甲基苯丙胺一万四千五百克，非法买卖枪支两把，被列为第一被告人。
经过多次会见，结合卷宗材料，我发现本案事实、证据和程序存在诸多问题。在当事人对证据无异议且完全认罪的前提下，我提出了事实不清、证据存疑、程序违法的从轻辩护意见。庭审结束，很多律师同行都认为我建议法院判处第一被告人黄某生死缓的辩护主张不可能实现，认为法院应当判处黄某生死刑立即执行。然而，通过证据辩护、程序辩护，最终被告人黄某生被法院判处死缓。
正是因为头顶国徽、身穿法袍、手握法槌的法官也有法律信仰，最终才能够采纳郑吉文的部分辩护意见，作出慎用死刑的判决。有关本案的具体案情，大家可以查阅（2014）赤刑一初字第34号《刑事判决书》和（2015）赤刑一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书》。
因为价值观的相似，本案原审承办法官与我成为了朋友。也就是说，法律信仰是法律共同体建立的基础。
谈到这里，也许大家会说，是郑吉文的运气好，遇到了良心法官，所以冤假错案未发生在自己当事人的身上。实则不然，就拿我本人的维权经历和年前办结的一起刑事辩护案件来说吧！
我父亲是一名曾有八年军旅生涯的农民，诚信守法、老实本分。因林地承包合同争议，于1998年与村委会及镇政府发生纠纷。父亲经过数年信访维权，案件始终未得以解决。有鉴于此，我于大学毕业后，利用在京便利条件，多次到国家信访局、中纪委、两高及公安部接待中心、农业部与林业总局接待中心反映问题，甚至到过府右街“异常访”。有一次，地方接（截）访人员在国家信访局将我骗至驻京办驻地，由六名黑保安强行将我控制，非法拘禁一夜后，将我交由地方接（截）访人员带回原籍。返回北京后，我向首都警方报案，被告知地方政府行为不予受理。欣慰的是，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我于2014年在北京对原籍政府提起诉讼，经法院判决，林地纠纷案件初步解决。
2014年12月，由大学同学介绍，受当事人家属的委托，我担任一起妨害作证案的辩护律师。该案分为两季：第一季我实现了改变管辖、不予起诉、国家赔偿的辩护成果；第二季则复杂很多，我提出的有关重新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应当报请上一级检察院批准、管辖异议、申请回避、调查取证、排除非法证据、播放同步录音录像、通知证人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辩护意见，法院均不予采纳，最终作出当事人有罪的判决。
需要强调的是，本案第二季的证据无实质性变化，且重要证人当庭指证侦查人员存在以教唆、引诱、欺骗、威胁、限制人自由等非法方法取证的情形，完全符合排非的法定条件。另外，原审法院对我的辩护词断章取义，删减核心内容。更为可怕的是，原审判决书对辩护律师举示的近三十份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委托书、费用发票，以及《南方都市报》等新闻媒体报道材料，只字未提。本案原审宣判后，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服一审判决。根据法律规定，并经当事人授权和同意，我制作了本案上诉状并代其提起上诉。
为防止二审法院书面审，我将本案事实、证据和程序方面存在的全部问题，均写在上诉状里，共计五十八页之多。又为防止二审法院不开庭审理，我陆续向二审合议庭提交了包括但不限于公开开庭审理、调查取证、通知证人出庭、排除非法证据、管辖异议、回避等若干申请材料。经电话核实，承办法官收到上述法律文书。
令人懊恼的是，在我静静等待开庭通知时，却收到了终审刑事裁定书。翻开裁定书，我发现在这起案件的上诉审中，我只是名义辩护律师，法律所赋予的辩护权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荡然无存。当我看到“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的表述时，想到法律规定，以及自己向当事人就本案程序所作出的解答，我萌生了放弃律师职业理想的念头。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回顾十几年来的法律学习与执业经历，最终，理智战胜了冲动，我决心为实现法律人的法治梦想，继续奋斗。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是中国律师制度的灵魂，也是我们的职业使命。
谈到这里，您可能觉得我扯远了，本文并未涉及对杨金柱律师、刘少斌律师各自观点的评价。其实，郑吉文只想告诉大家，虽公检法律的共同体难以建立，但中国律师一家亲，在目前的执业环境下，我们应当抱团取暖，且唯有同舟共济，才能驶向远方和到达彼岸。形散神不散，这就是本文所要表达的观点！
郑吉文 律师
2018年05月19日凌晨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