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升迁带来的郁闷

传统时代对大部分当官者来说就是4个字，“升官发财”。刚刚步入政治高层的曾国藩却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中有所建树。

忙碌的他还不忘记自己读书积累知识。但因为工作太忙，想要继续深造难上加难，应酬、工作、人情世故、杂事都需要时间，想坚持自己的初心，更需要时间的管理。

曾国藩为了继续写日记，把每天的日记分为八栏，分别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回信”，然后呢，他按照格式填写。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曾国藩仍然手不释卷，他开始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考察研究范围也是极广的。

但一心想为国家多做些事的曾国藩，发现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为大清做点事，没有任何可能。他很痛恨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而且他敏锐的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的酝酿之中。

2、开罪咸丰皇帝

道光30年1850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了，年方20血气方刚的咸丰帝登基了。

新皇帝上台后，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也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在登基后不久，罢免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同时还发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谕旨：“任用贤人罢黜奸臣，是为君的首务”。

另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下诏“求言”，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表现出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

对于一个一心只为国家办事的曾国藩来说，太激愤了，于是昼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诏陈言疏》。

对当今社会朝中官员问题写了出来，一个是遇事退缩，一个是物小不务大，遇事退缩，不愿意承担责任。同时他还指出，要想办法培养人才，对应复杂艰难的国家形式。

因为曾国藩凡事认真的态度， 也导致了新皇帝的欣赏和肯定。曾国藩更是激动不已，接连上了几道奏折，提出现如今百姓生活有三大疾苦：一是银价太贵，百姓负担太重，交不起国税。二是盗贼太多，良民难安。三是司法腐败严重，民气难申。

然而咸丰皇帝，看似摆出了胸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有始无终是他性格特点。

曾国藩费尽心血上奏的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曾国藩大失所望，郁闷不已。

几经思考，曾国藩决定要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把话说得重一点。他上了一道惊世核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对国家大计，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究。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你鼓励大家敬业，大家提了不少意见。而结果却是批了“毋庸仪”三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曾国藩的三道奏疏，是让咸丰皇帝努力改正，否则让他们发展下去想改就难了。然而特别自卑、特别敏感、年轻气盛，自尊心特别强的咸丰皇帝，反应可想而知，他对曾国藩的印象马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同时小心眼儿的咸丰皇帝不断的给曾国藩穿小鞋。

3.生命中的艰难时刻

曾国藩本人特别爱交际，在北京也有很多朋友，他又热心肠，爱帮助人，在京官当中人缘是非常好的， 然而由于他的锋芒太露，刚直不阿的性格，把同事也都得罪了。

首先他惹了一位位极人臣、在朝廷中根深蒂固，并且人缘极好的琦善。由于曾国藩的刚直，咸丰二年4月，琦善被革职，凄凄惨惨的离开了北京，发往吉林效力赎罪。

第二个被曾国藩得罪的是大学士赛尚阿，他也是朝中重臣，文华殿大学士，还一度当过首席军机大臣。

同时曾国藩在一次奏折中把所有的官员都骂了一顿。 格格不入的他，也成了大家眼中的笑话，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笑眯眯的看着他，谁也不说话，大家在背后议论他已经很久了，这令曾国藩无地自容，同时呢，在咸丰二年，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

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精神十分痛苦，特别想念家乡，想回家，但是又没钱拿不出回家的路费。

在这个时候喜从天降，咸丰二年1852年6月12日皇帝配他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这个主考官，可以收纳许多门生，还能从中得到丰厚的“程仪”，这也是清贫的京官生涯中难得的加油站。最主要皇帝已经同意考试结束后放曾国藩两个月的假。他也可以在乡试结束后，顺理成章的回家探亲。

这一章告诉我们做事也要看时下形式，不能过于刚直，做事顾全大局也要考虑所在的生存环境，格格不入不仅做不了大事，同时还会被大家玩弄于股掌之间，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