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问题》（上）：你愿意变成吸血鬼吗？
野生问题有三个特点：
第一，你对选择的结果没有充分的想象，你不知道每个选项意味着什么；
第二，你不知道这次选择会把你变成什么，你不知道改变之后的你，又会怎样评估那个选项；
第三，有些追求比日常的幸福感更重要，称之为繁荣。
《野生问题：人生决策指南》（Wild Problems: A Guide to the Decisions That Define Us）。作者拉斯·罗伯茨（Russ Roberts）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最近又受聘担任以色列耶路撒冷沙勒姆学院（Shalem College）的院长，他还有个播客（podcast）叫EconTalk。
罗伯茨在2014年出版《亚当·斯密如何改变你的人生》。
罗伯茨本来是搞经济学的，而沙勒姆学院是专门搞人文学科的，是专门培养以色列未来领导人的地方。从这本书也可以看到，罗伯茨从经济学转向了人文。
这本书中的道理，不见得能立即用到，但是一定会用到。等你面临人生关键选择的时候，希望你能想起这本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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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野生问题」呢？首先你要知道，世间的难题之所以叫难题，是因为它们往往不像你在学校里做的那些数学题一样有明确的定义和结果。
像「棘手问题」，就是没有正确解法，没有结局、甚至无法评论胜负的问题。比如新冠疫情就是个棘手问题，不管你怎么应对，结果都不会很理想，你再怎么做也只是勉强维持局面而已。
而罗伯茨说的「野生问题（wild problems）」，则是另一类问题。野生问题可能会收获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当你一开始面对它的时候，你可能连题意都没搞明白。
举个例子，世间大多数人随波逐流，既然大家都有孩子，那我也要有孩子。但有些人会想的比较多，说如果生小孩，自己的事业会受到影响、生活质量会下降，就会很犹豫。
对这些人来说，要不要生小孩，就是个野生问题。
请注意，现在是考验你思考水平的时刻。先不说怎么解决问题，很多时候你能把一个问题的局面分析清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本书的一大看点就是演练思辨功夫。
哲学家对生小孩这件事儿有个关键认知，是一般人没想到的：还没有孩子的你，无法评估有孩子的你的状态和喜好。
可能你平时都很讨厌孩子，但当自己真的生了一个孩子后，你爱这个孩子超过爱世界上任何东西。以前的那个你无法想象，有了孩子的你，不再是以前的你。
那么像生小孩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没办法用理性决策的。理性决策要求给定优先级，优先级来自价值观，可是你不知道到时候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怎么决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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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思路，罗伯茨把生活中的问题分成「野生问题」和「驯化问题」两类，对应野生动物和驯化动物。被驯化的动物是可预测的，你非常知道猪马牛羊都是怎么回事儿；野生问题，是不可预测的，你甚至都不了解它是什么。
比如说，如果你已经决心去上海工作和生活，你要研究怎么去上海，这就是一个驯化问题。你可以找各种攻略、向人打听怎么找工作，怎么租房等等。你的目标是明确的，你可以用客观的方法评估每一步行动的效率。
而野生问题，则是要不要去上海。你不知道上海的生活是什么样。工作好找吗？房子那么贵，工资够不够？你能否适应上海的气候和生活方式？野生问题中的目标是主观和难以衡量的。
对于驯化问题，有各种成熟的、科学的、理性的办法。
最基本的方法是权衡利弊。你看一看自己有多少个选项，测算各个选项的价值都有多大，然后选价值最大的那个。
或者你可以用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的「道德算数（moral algebra）」。找一张纸，在左边写下你愿意做这件事的理由，右边写下不愿做这件事的理由，让两边相当的理由互相抵消，看看最后剩下的理由是做还是不做。
一个更科学的办法则是丹尼尔·卡尼曼在《噪声》这本书中多次论证过的，找个公式计算分数。招聘也好、判断新生儿健康程度也好，一个最简单的公式也比人的主观感知效果好。
但是对于野生问题，这些方法可就不好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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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曾经纠结于自己是否应该结婚。他使用了富兰克林的道德算数——在笔记本的左边写下应该结婚的理由，右边写不应该结婚的理由。
结婚的理由包括会获得陪伴、会有女性闲聊，将来会有子女来照顾晚年生活，如果妻子监督他不那么执着于工作，他的身体可能会更健康，会有人照看房子……
不结婚的理由包括他可能不得不离开伦敦，他可能会丧失自主权，他可能得浪费时间去招待妻子的亲戚，有了孩子就需要花钱，他就要找一份真正的工作来支持家庭，更重要的是晚上会没有看书的时间……
请注意，达尔文虽然列举了各种利弊，但最后他并不是根据笔记本上的利弊分析做出的结婚决定。他只找了一个理由——人不能光顾着工作，他还是想做一个有家庭的人。因为这一个理由，他就弃所有理由不顾，决定结婚！
罗伯茨重新审视了达尔文的判断方法，认为这个方法问题大了。
达尔文缺少一个关键认知。达尔文并不了解婚姻生活到底是怎样的！达尔文作为一个单身青年，只是遇到过一些已婚的人，可能偶尔听他们聊过婚姻生活。可是他又能听到多少呢？真实的婚姻生活中有很多隐私，人家哪会跟你讲呢？
你都不知道婚姻是什么样的，你怎么能做好婚姻的决定呢？
罗伯茨借用一个经典的比方，说这就好像一个丢了钥匙的人专门在路灯下面找钥匙。钥匙可能丢在任何地方，你之所以只在路灯下面找，是因为你只能看见路灯下面。用自己只能看见的事实来评估一件事，显然是不对的。
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麻烦是，达尔文不知道结婚之后的自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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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女哲学家叫劳里·安·保罗（Laurie Ann Paul），曾经提出一个比喻。假设普通人都可以变成吸血鬼，那请问，你愿不愿意变成一个吸血鬼。如果你变成吸血鬼，就必须吸别人的血为生，每天都睡在棺材里，不能见阳光。对于身为普通人的你来说，当然不想过这种生活，你觉得这太荒唐。但你去采访那些吸血鬼，发现吸血鬼对自己的生活评价极高，都很快乐！他们喜欢做吸血鬼，他们喜欢吸血，喜欢住在棺材里，不愿意见阳光。
如果设定是成为吸血鬼会让你的生活很愉快，你愿不愿意成为吸血鬼呢？
这个局面最怪异的一点是，当你成为吸血鬼之后，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会发生改变。
这就是野生问题的关键。选专业、结婚、生小孩、搬家去另一个城市，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吸血鬼问题。还没有去上海的你，不知道在上海的你会是怎样的状态，会有怎样不同的喜好。
那你还怎么决定要不要去上海？什么道德算数、算法、公式又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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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每年都有无数人结婚生子，包括前往上海。野生问题也是有解的。我们都是怎么解的呢？
有一位叫皮亚特·海恩（Piet Hein）的丹麦数学家和诗人提出过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抛硬币。把硬币抛到空中，看它落下来是正面还是反面，决定你去还是不去。
注意这个解法可不是说让你把决策权交给随机性。海恩的洞见是抛硬币会让你意识到你*希望*的结果是什么。当硬币在空中旋转的时候，你心里会希望它落到某一面。
同样道理，达尔文列道德算数清单这个行为，真正的作用不是帮他权衡利弊，而是帮他想清楚他真正渴望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你在直觉中其实已经决定了。那个直觉是什么呢？它显然不是功利主义的东西，不是计算出来的。
罗伯茨认为，那个直觉是你想要的人生意义。是你的目的、你的渴望、你想参与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你想要超越现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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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准确的说法，罗伯茨再次使用了来自古希腊的一个词：Eudaimonia。中文一般翻译成“幸福”，但更精确的意思是说，你去从事一项事业，这个事业能把你的特长发挥出来，从而使得它一直发展壮大。罗伯茨建议这个词应该翻译成「繁荣（Flourishing）」——对个人来说，繁荣就是你要活得蒸蒸日上，你的生命很蓬勃。
你想去上海，是因为你觉得上海会让你繁荣。你的生活质量不一定会上升，你会更忙碌，你可能会被迫住在更小的房间里，你的钱可能会不够花——但是你身上的潜能可以在上海发挥出来，你的能量更高了。
繁荣，就是人要充分地生活。不仅仅是离苦得乐，而且要有意义、有美德、有尊严、有自主权地生活，要把自己的各种可能性施展开。就如同一棵树，你希望自己开花结果、枝繁叶茂。
我们看科幻剧《星际迷航》里，瓦肯人有个举手礼——中指与食指并拢，无名指与小指并拢，大拇指尽可能的张开——配一句祝福的话：「Live long and prosper」，「生生不息，繁荣昌盛」，有中国网友翻译成「既寿永昌」。你光活得长不行，你还得繁荣才好。
为啥非得结婚生小孩？因为你想繁荣。家庭会让你的生命更完整，你的人生更繁荣，为此你根本不在乎牺牲时间和金钱。
要这么说的话，大约可以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欲望的奴隶。什么事吸引他他就做什么，被自身好恶和外界的威逼利诱驱使，缺少思考，没有通盘的规划。
第二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是高度理性的，想让自己人生的幸福最大化。但是他舍不得自己，不会投身到一个了不起的事业之中，总在斤斤计较。
第三种则是追求繁荣的人。他人生的目的不是让幸福最大化，而是想要把自己各方面潜能都发挥出来，过得有意义，最好能留下痕迹。为此，他愿意牺牲一定的幸福。
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这三种人某种比例的混合体。
罗伯茨这本书说的就是尽可能地以第三种人的方式过好这一生。这本书篇幅不大，主要作用就是帮我们把问题想清楚。其实只要你把问题理清楚了，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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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说，以达尔文结婚这件事为例，野生问题有三个特点——
第一，你对选择的结果没有充分的想象，你不知道每个选项意味着什么；
第二，你不知道这次选择会把你变成什么，你不知道改变之后的你，又会怎样评估那个选项；
第三，有些追求比日常的幸福感更重要，称之为繁荣。
《野生问题》（中）：通往繁荣之路
四个达到繁荣的方法：首先要从身份认同角度去考虑问题；其次是找个伙伴跟你一起探索繁荣；第三是在跟伙伴和其他人相处的时候，要甘当配角，珍惜互动的过程；第四是讲原则。
人生应该追求繁荣，那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繁荣的人呢？
其实你单凭想象也知道。一个繁荣的人，最起码得是个大大方方的人，往那一站特别坦然、很大气，而不是那种斤斤计较、抠抠索索、小家子气的气质。
那怎么才算是大方呢？看罗伯茨自己。
罗伯茨本来在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当研究员，拿着非常高的工资，每天搞搞自己的小研究，家又离单位很近，日子过得很愉快。以色列沙勒姆学院请他去当院长，按照一般老百姓考虑问题的方式，这个选项有很大的弊端。
以色列给的工资又低，生活条件也显然不如美国，再说耶路撒冷那地方还可能不安全。去当院长管一摊子事，不如自己搞研究轻松自在。再者，拖家带口搬到以色列，让家人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也很困难。
每一个中国丈母娘都知道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选。
但是如果罗伯茨以这几个理由拒绝去以色列，他就只是个好女婿，而远远谈不上繁荣。
沙勒姆学院是2013年刚成立的一个实验性的人文学院，目标是给大学生提供自由技艺教育，让以色列的精英学生能够学习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不是像现在一般大学生都去学计算机之类的谋生技能。沙勒姆学院是个探索怎么培养以色列下一代领导人的地方。抓住机遇参与这样的大事，才叫繁荣。
这件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要把野生问题和驯化问题放在一起考虑。驯化问题可以通过功利主义的计算解决。功利主义和繁荣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不能直接比较大小。
当然功利主义也是每个人需要考虑的——如果以色列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差，以至于你根本都无法安心工作，那你也不应该去，但那是极端的情况。
根本原则是如果你想当个繁荣的人，繁荣这个维度就应该是决定性的，功利上的考虑应该是次要的，繁荣要优先于功利。
在这个基础之上，罗伯茨讲了几个达到繁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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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方法是身份认同。你应该尽量从身份认同角度而不是从利益角度去做决定。
为什么选择去上海闯荡而不是待在舒适的家乡小城？因为你想做一个大都市人。要繁荣，就要多考虑你想成为谁，而不是计算性价比。
为什么很多英国人选择了脱欧呢？有人说是不是如果留在欧盟，英国政府总得补贴欧盟财政，英国老百姓担心吃亏？其实你做一番民意调查，老百姓想的不是这个。英国人想的是“我想当英国人”——他们觉得英国领导人对英国的重视不够。对比之下，那些愿意留在欧盟的人，更多的则是把自己看成一个世界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个英国公民。
一个现代人能够从政治身份这种精神层面考虑问题，这绝对不是制造麻烦，这是社会的进步。
再比如说，经济学家经常说在选举日这天出去投票是非理性的：因为全国有那么多选民，多你不多，少你不少，你这一票不会对选举结果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那人们为什么还要去投票呢？其实并不是真的为了左右选举结果，而是为了履行公民义务：「这是我的责任」。
还有宗教。对一个严肃对待宗教的人来说，他信仰宗教应该只是为了寻找真理。什么归属感、群体意识、心灵安慰，那全都是上不了台面的诉求。
如果你觉得这些不接地气，那请你想象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找工作只问工资和房价，对一切政治事务都不关心，嘲笑别人为社会正义奔走，唯一的精神生活是求神拜佛。你想做那样的人吗？那是「繁荣」的反义词。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夫妻和友谊等各种关系中的身份认同。要是搞功利计算，你只会考虑自己从这个关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而罗伯茨说，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这个关系对我们的身份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个关系如何塑造了你？它是你身份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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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法，也就是找到伙伴。在通往繁荣的路上，你希望有个伙伴跟你同行。可以是夫妻，也可以是朋友。有些不想结婚的人有很多朋友，罗伯茨也表示理解。为了说话方便，重点说夫妻。
应该怎么选择自己的另一半呢？一个37%规则，当时用的例子是找对象，那其实不太对。37%的算法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方法，用在公司招聘找员工上还行，罗伯茨主张找人生伴侣不能这么找。
美国有个帮人找结婚对象的网站叫eHarmony。我以前听说过一些研究发现，通过eHarmony找到结婚另一半的成功率，高于那些线下认识的关系。大家对此的解读都是说因为这个网站的算法特别好。的确，在eHarmony网站注册非常麻烦，你要填写一个无比长的调查问卷，测试一下性格特征，然后网站才能帮你匹配。
罗伯茨在eHarmony公司内部有个熟人，这个人私下告诉他，eHarmony的配对成功率之所以高，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算法有多好——而是因为在eHarmony网站上注册的人，都是真诚地想结婚的人。两个真诚想结婚的人在一起聊，那当然很容易结婚！
这个教训是「强匹配」并没有太大意义。不要试图去找「最合适自己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人适合你。
如果说有什么指南的话，你可以找一个比较像自己的人。这个人能跟你聊到一块去，能容忍你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和原则跟你一致，尊重你，心地善良，最好还能让你心动，这就很好了。
一般来说，这样的人都是跟你有着相似背景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传统婚姻是有道理的。家里帮着介绍一个背景差不多的人，看看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没啥冲突，就可以了。
达尔文没有说自己要找一个天下最好的女人——那种想法太愚蠢了。达尔文的做法是向他的表姐求婚，他表姐同意了，结果他们的婚姻很好。
其实关键不在于找谁，而在于怎么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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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法，甘当配角。
如果你把生活当游戏打，你很可能会产生一个错误的感觉，那就是只有你是游戏的主角，其他人都是来配合你的NPC。这种感觉，用武志红老师的话说，就是「巨婴」。
为什么像冥想、宗教、阅读、文学、读书这些活动会把人变好呢？一个最重要的效果就是这些活动会让你跟一些比自己更大的东西接触，让你意识到自己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你不是世界的中心。
不把自己当主角，反而能让你发挥得更好。
比如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跟人进行了一场挺重要的对话，回来以后不停地反思，自己今天表现得够不够好？哪句话说对了，哪句话说的不对？今天表现是不是太蠢了？其实真正的愚蠢，是你只关心自己在那番对话中的表现。你没有把对话看做一个有多方参与的、有机的整体。
罗伯茨的建议是，参与任何活动，就想象自己正在参加一场精彩的演出——你可能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配角，但你关心的是怎么让这个演出成功。你能让别人发挥好，这也很好。
其实我们看社会上那些成熟的人——尤其是有孩子的人——都很愿意当配角。不过当配角的意思可不是躲起来，而是要以探索的精神去参与一件事情，看看能搞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来。
你只是整体的一部分，但是你能让这个整体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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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方法是讲原则。
举个例子。有一天你在路上走，看见地上有个钱包，里面装着不少现金。假定没有人看到你捡钱包，你拿走这些钱没有任何风险，请问你会不会把钱拿走？对这个问题，人们有三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既然没风险，这钱不拿白不拿，我就拿了。有些经济学家会赞同这个立场。
第二种反应是虽然没风险，但我很喜欢帮助别人，对我来说帮助别人获得的乐趣远远大于那点钱——所以为了享受帮助别人的乐趣，我决定把钱包还给失主。我选择做个好人因为做好人使我快乐。
第三种反应则是，我连想都不想，直接就把钱包还给失主。我这么做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事。
罗伯茨提倡第三种反应，因为这是讲原则的做法。层次低的人会觉得讲原则很难，但对层次比较高的人来说，讲原则其实是最简单的。
这是因为讲原则是「狂狷」的态度，你认为对的事情就去做，不用想。狂狷比中庸容易得多，你不用小心翼翼研究一个最合适的「度」，你不用担心做错。讲原则可以让你面对任何问题都能瞬间做出决定。
讲原则的第二个好处是，它会让你不妥协。 如果没有强硬的原则，每次都讨价还价一番，你很容易帮自己找理由去丧失原则。今天挺累的还要不要跑步了？不需要讨论，你的原则要求你每天必须跑步。对小事儿不妥协反而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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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办法。首先要从身份认同角度去考虑问题；其次是找个伙伴跟你一起探索繁荣；第三是在跟伙伴和其他人相处的时候，要甘当配角，珍惜互动的过程；第四是讲原则。
这些听起来都很简单，但是当今的正规教育中，很少提到这些。你的“思政课”老师不太可能给你讲「如何跟朋友相处」。
如果老师有心，他可能会在讲市场经济的时候讲讲商业合同是怎么回事儿——然后他就会给学生带来一个误解：以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应该是合同关系，以为资本主义世界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
殊不知罗伯茨也好、戴维·布鲁克斯也好，恰恰都在强调夫妻和朋友、你跟你的事业，都不是合同关系，而是「盟约（covenant）」或者说「誓约（commitment）」关系。
在合同关系里，每个人都要算计权利和义务，如果你付出很多、得到很少，你就会觉得吃亏了。但是盟约关系则是一种承诺：你承诺了，就要做好，至于对方怎么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践行盟约会把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而这些道理并不是什么「西方文化」，中国古代的贵族精神也是如此！秦制让中国人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这样的精神，这是因为读书人被变成了只知道忠君的“体制人”，一举一动都得看体制的意思，没有独立人格，缺少自我繁荣的意识。
现在最需要沙勒姆学院这样的教育实验的，恐怕是中国。
《野生问题》（下）：从r策略到K策略
1.r策略：当你面对很多选项而又不知道每个选项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应该多尝试，亲自去体验。
2.K策略：精心养育一个项目、一个事业、一次旅行，也包括一个人生。认准了一个东西，你就不满足于对它浅尝辄止，你希望亲手把它做大、做繁荣。
3.r策略是机会主义，K策略则力求稳定和控制。从r策略转型到K策略，才是你成熟的时候。但是你又不能太成熟——你还得保留开放性和可塑性。
直面野生问题的最关键难点：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到时候喜欢什么，那你怎么选择？
一个来自生态学的学说，可以从中借鉴，叫做「r/K选择理论（r/K selection theory）」。这个理论说的是生物体如何权衡后代的数量与品质。
有些生物体追求后代的数量，我们称之为「r策略」，r来自英文rate一次，代表增长率。r策略的特点是大量地繁殖后代，一次生几百上千个，但是生下来就不管了，任其自生自灭。像鱼类、海马、特别是植物，比如蒲公英，都采用r策略。
r策略生物的生存环境一般比较大，资源也不少，以至于你不怎么需要跟其他生物争夺资源。所以r策略生物的身体都比较小，寿命也比较短，没有什么战斗力，谈不上繁荣。但是因为数量多，r策略生物比较能适应多变的环境，哪怕突然来一场气候变化之类的灾难，也总有几个运气好的后代能存活下来，把基因传递下去。
对比之下，「K策略」，则追求后代的质量而非数量。K来自德文Kapazitätsgrenze，意思是本地环境的容量限制。K策略生物的生存环境是有限的，资源只有这么多，必须奋力争取才行。像大象、猩猩、老虎、老鹰这样的动物都是K策略，它们会非常精心地养育下一代，允许下一代慢慢长大。而它们的后代只要长大了就都很厉害：体型比较大，战斗力强，寿命也长。
K策略生物对环境有一定的掌控感。它们认为后代的未来是可见的，局面比较稳定，所以他们舍得长期投资。 我们可以想见，K策略才是通往繁荣之路。
注意这里我说的“选择策略”可不是生物个体有什么判断力，都是演化替它们选的，是自然选择。简单说，r策略和K策略都是对环境的“理性”适应。如果环境广阔但是多变，过的是散漫而又朝不保夕的日子，那就用r策略；如果环境稳定但是资源有限，值得也应该投资竞争力，那就用K策略。
r/K选择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生物。比如大树和海龟，体型大、寿命长、没啥天敌，可是它们的后代也很多，而且也是生下来就不管，那你说它们是r策略还是K策略呢？所以这个理论现在已经被有更详细模型的「生命史（life history）理论」所取代，生物学界很少用了。
但是r/K选择理论实在是简洁明了令人心动，对社会科学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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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也有r策略和K策略。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商机很多但是法律体系不健全，你随便做个生意就能发点小财，但是想要做大却很难。大环境不稳定，可能你的公司还没做大就已经被政府给取缔了。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一般都采取r策略，有钱就赚，赚一笔就完事，不追求长期的发展。
后来随着中国法制更加健全，商业环境可预期性提高，很多公司就走向了K策略，追求长远发展。
这个从r策略到K策略的转化，正好符合罗伯茨的建议。罗伯茨提出两个解决野生问题的根本方法，正好对应r策略和K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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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r策略。当你面对很多选项而又不知道每个选项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应该多尝试，亲自去体验。
举个例子，NFL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主教练比尔·贝利奇克（Bill Belichick）。他是一位传奇教练，有独特的理念。罗伯茨介绍了贝利奇克的一个策略。
NFL和NBA一样，每年都有选秀大会。球迷都知道选秀会分成若干轮进行，而“首轮选秀权”则是非常宝贵的，每支球队只有一个。贝利奇克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操作是，他会拿自己的首轮选秀权，跟别的球队换取若干个第三轮、第四轮的选秀权。
这有点不可思议：谁不知道球星重要？一个球星的价值能顶很多个普通球员。但是在贝利奇克看来，一个球员是不是球星，从选秀大会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之所以宁可多要几个后几轮的选秀权，是想把尽可能多的新秀拉到自己的训练营里来，让他们真正参与到球队之中，亲身观察。
贝利奇克会近距离测试球员的速度、敏捷、力量和智力，但他更要看这个球员跟爱国者队的战术体系是不是配合，球员的个性如何，他能不能融入球队。这些东西你从选秀的资料中是看不出来的，你只能让他先进队，慢慢观察。表现特别好的，就留下；表现一般的就会被放弃。
在质量不可知的情况下，贝利奇克追求数量。贝利奇克用的是r策略。
关键是要给自己增加可选项。可选项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只是你的权利，而不是你的义务——贝利奇克有权留下任何一个新秀，但是他没义务给任何一个新秀长期合同：像这样的好事儿当然是多多益善。
现在有些购物网站就给顾客提供了扩大可选项的服务。有个被人津津乐道的商业案例是谢家华创办的卖鞋网站Zappos，实行彻底的免费退货政策，鼓励你一次多买几双鞋，什么各种尺码、各种样式都买回家试一试，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退货。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更主流的买鞋方式。
再比如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家并不是真的很相信哪家公司能做大，其实你投资十个公司有一个能成为独角兽就已经非常幸运了——可是要想抓住独角兽，就必须得多投。
有时候别人问我是否看好一家新公司的新技术，我每次都不看好。我就没见过一家一听就觉得特别厉害的公司，我看它们都有重大缺陷。但是我给人的建议从来不是你不要投——我总是说如果你有很多钱你就投：如果你打算投100个公司，这家公司也许配得上进入你的名单。
这个思路的要点是大胆地开始，无情地放弃，这是「寻宝者思维」。多尝试几个，你才知道哪个最适合你。别怕投错，沉没成本不是错误，只是尝试的必要代价。
r策略要求我们不要轻易承诺。跟公司正式签约之前，最好有个实习了解的过程，正如在结婚之前先谈谈恋爱。轻易承诺的人往往不能兑现诺言，不轻易给出的诺言才是值得相信的。
但是你总要承诺。你总要跟某个球员签长期合同，正如跟某个人领结婚证。文明世界的人不太可能对自己的孩子搞r策略：小孩都出生了，你能不把他养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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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也需要K策略。K策略就是精心养育一个项目、一个事业、一次旅行，也包括一个人生。认准了一个东西，你就不满足于对它浅尝辄止，你希望亲手把它做大、做繁荣。
但是不要指望事情会按照你的计划进行。
罗伯茨打了个比方，比如说你要去罗马旅行。你可以看很多旅行攻略，定好景点的门票，但是不要太严格。因为你没到罗马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会喜欢罗马的什么。可能你到了罗马，会在觉得特别好的地方多停留一段时间。你要根据在罗马学到的东西调整计划。
把这个态度再升华一点，就是你要想象一个项目就好像有自己的生命一样。要尊重它自身的发展规律。
比如作家写小说，他们会说作品里的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意志和命运，作者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再比如诗人说一首诗有自己的思想和声音，诗人做的只是把这首诗挖掘出来。
最明显的就是孩子。孩子绝对不会按照你设定的那种最理想的方式成长。可能你希望他学数学，但是他就不想学数学，你确实也没办法。你能做的非常有限。
但你又不是完全不控制、不干预，你总会有些可操作的空间，也许能*影响*——而不是设定——事物的发展方向，只是你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随机应变。
罗伯茨说自己最引以为豪的成就，往往都是事先没怎么计划、并不认为是符合自己身份的选择，是意外涉猎的结果。比如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去做一个播客，他并不认为自己适合做音频节目，别人拉他去做，一做发现效果还挺好。
罗伯茨建议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看作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工作，甚至是一件艺术品：抱着好奇和探索的心态，来看看它下一步会怎么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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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生活中总要学会对一些事情说不，否则就会被各种琐事困扰，什么事也干不成——但是你又不能对所有“无关”的事情都说不，否则你就会错过很多好东西。你不能没有计划，可是你也不能有太强硬的计划。
对野生问题要大胆尝试，同时保留无情结束的选择权。但是你终将要做出选择，不过选择也不是一次性就选定了以后的所有，而是做出承诺、继续探索，寻找最好的成长方式。
探索的方向要始终追求繁荣。这就意味着我们并不是总在问自己“喜不喜欢”，我们更想要的是意义、目的、爱这些更伟大的东西。
r策略是机会主义，K策略则力求稳定和控制。从r策略转型到K策略，才是你成熟的时候。但是你又不能太成熟——你还得保留开放性和可塑性。
这里没有任何秘密，但也不能说是老生常谈。策略眼光能帮我们把问题想清楚，然后还是那句话：把问题理清楚了，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