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生意有关的回忆 |
翟永明
大约在1981年，我还没有写作《女人》，但已经发表诗歌，主要发表在《星星》诗刊上。内容基本是大学期间的一些习作，如《童年纪事》等，是一些追忆似水童年的感伤之作。当时正是我写作找不到北、工作上瞎胡混的时候，我因此也很忧郁、迷茫、颓丧。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钟文老师。
当时钟文老师是成都大学的教师，据说因为反革命集团嫌疑人的原因，他被从上海发配到四川自贡的山沟里劳动工作了十年，80年被平反，说是冤假错案。这样，他才调到了成都大学做老师。钟老师后来在写给我的信中回忆道“因为我嗜哲学和诗，所以78年起，就重新写起了诗理论与诗评论”。他早年支持朦胧诗的出现。与成都诗人流沙河、游篱等结为朋友。教书、写诗评，与我，与当年写作朦胧诗的诗人交往甚多，并且为《星星》诗刊撰写过许多诗歌理论文章和诗评文章，在全国也是负有盛名的诗歌批评家。由于这样的际遇，他为我的《童年纪事》等一批早期作品写过一篇诗评，发表在《星星》诗刊上。这也是我写作生涯中的第一篇诗评，在当时对我的激励是可想而知的。这篇文章估计钟老师找不到，我也找不到这篇诗评了，否则现在来看一定很有意思。
从那时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过去了，人的记忆开始出现许多误差，钟老师记得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是83年：“彷彿我们以后再也没有再见面了，只是我在文化宮讲文学理论，你和你的女友们坐在下面，我遙遥地看过你，脑子里一闪；小翟现在怎么样了？”
“这一瞥，这一闪竟横亘了整整二十年才续上，后来我去南方创建深圳大学，再后來我毅然一别这块土地去了法国，你与我就像两个星球一样的远，偶有信息传來，但已不知真假了。”这是钟老师给我的信中所言。
事实上，钟老师的人生巅峰只是从成都开始，成都是一个跳板，他在最好的时机一跳跳到了深圳，再跳就跳到了巴黎。在那里他完成了一个从书生到大企业家的华丽转身。那之后的若干年，我再也没见过钟老师，只听说他在巴黎作生意非常成功。我曾经多次想过：在巴黎？钟老师？作生意？很成功？这几件事对我来说，当时都是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1983年，在钟老师提到的“这一瞥一闪”之后，还发生过很有趣的事，钟老师已记不得了，因为，相对于他在巴黎成功的生意经，这是一段发生在成都的失败的生意经。而且，他和我（主要是我）都参与其中。
一次我偶然翻阅旧信，找到几封1983年我写的信，信中所写到那些事件和计划，可能是中国文人最早的生意经。隔着几十年的岁月重新阅读它，又使我感触颇多。钟老师这本书写的是一段纪实文学，我如果将当年那段经历如实写来，立即就是一篇黑色幽默式的荒诞小说。但无论如何，这些成功和失败的生意经，代表了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前，中国文化人曾经有过的天真、轻信、盲目和美好的梦想。
下面是信中有关钟老师的那一段，也是这个生意经的开始：
“今天骆耕野告诉我一个宏伟的计划，他准备办一个公司，让我和高小勇一起承头，自筹资金。他的计划是：第一步先争取到合法权力，立上户头，然后筹措股份或争取部分贷款；第二步就是通过关系邀请李谷一或另外的歌唱家来蓉为公司成立大会义演，同时造一些声势，把牌子打响；第三步是做些无本生意。此事已与钟文商量过了，钟文很赞成，并愿当顾问，还组织了七八名教授成立了“讲演团”，为补习班或自修大学上课，另外还可办摄影、绘画、书法、音乐等各种讲座，请有名气的人来讲课。还打算开一家书店专门到北京、上海组织一流的书籍来卖。此外老骆还和高小勇正在筹办一个汽车修理厂，准备与一个社队企业承包，还打算买两部面包车（当然是旧的）办一个旅游车队，还有其他的方法：如开服装厂，办美容和形体锻炼学习班。这些都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当然，老骆最后的目的是办一个文学院，培养文学青年，另外也赞助作家，提供各种方便，如体验生活、开年会笔会、替某些人办画展、开作品讨论会、诗歌朗诵会等。这些当然是远景了，目前只是赚钱”。
看到这里，我笑得前仰后合，不曾想到自已曾经也作过这些宏图大梦。那时我正在物理研究所朝九晚五，任何一个跳出去的机会对我来说，都是龙门，都是光明前景。
1983年，那时候的人们对于体制的约束已非常不满，渴望通过改革、创业、自谋生路来到达一种自由的生活状态。在这部成都文化人生意史中，我身边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当时整个成都的文艺青年、文艺中年几乎全都或多或少地卷进去了。今天的人看这些计划，毫无稀奇之地。当时，却新鲜超前的很呢。当然，在那个工作全靠分配的年代，对想要从事自已热爱的工作的人，这些计划都带有理想主义的憧憬和逃出体制束缚的冲动。
很荒诞的是信中还记录了有一天，我正在写后来自已很喜欢的《母亲》，骆耕野来了，他通过我的两个表哥准备办一个金属冶炼厂，即用“废水回收金银”（真像现在的大忽悠呵，可当时，我们全都很认真）。八字还没一撇呢，首先谈开了分成。我生平最计厌算帐，这下完全被这些经济名词搞糊涂了，好不容易才弄清了毛利与纯利的区别，一会儿又忘了。当时老骆又谈到“与钟文商量好，办一些讲座，流沙河也自愿无偿地为我们开系列课……”。显然，钟老师当时也是积极参与者，但他很理性地远离了“废水回收金银”这些不着调的事情，计划也都在讲座、书店这些可控制范围内，我想这也许是他最终成功的主要原因。
那天晚上，我坐在桌前，似乎白天那个错乱而超现实的生意经没发生过似的，我完成了那首诗《母亲》的初稿。
大约有几个月的光景，我一直在这样一种魔幻现实主义式的时空交错中，在白天谈生意（作白日梦），晚上写作《女人》（黑夜意识）的状态中生活，直到几个月后荒谬而又前卫的生意蓝图彻底破产，直到一年后我的组诗《女人》完成，放进抽屉里。直到86年才得以在杂志上发表。
钟老师的讲座成为我们这些宏伟蓝图中唯一实现了的项目，所以才有了84年在成都的文化宫，我和女友坐在下面听课的场景。作为比我们年长、比我们更有人生经验、比我们更早体会人生艰难苦涩的钟老师，他对社会变革有可能带来的生活、事业上的变化，一定是比我们更高瞻远瞩，也更有耐心和能量。
所以，当去南方创建深圳大学的机会来到时，钟老师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当时还很保守的成都，投入到当时的改革前沿深圳。在那里，是另外一段与这个城市共同生长的传说。其实钟老师忘记了，在1987年，我和欧阳江河、何多苓还一起去过深圳大学，亲眼见到与成都不同的深圳风貌。当时的钟老师意气风发，给我们展示了他的另一个宏伟蓝图。
几十年后，我信中的涉及到的那些计划，基本上都由真正经商的人实现了，成都的朋友们聚聚散散，有的还有联系，有的多年不见。如钟老师，此后的十几年，我们再也没见过。他在巴黎的成功生意经，于我也只是一个江湖传说。
又过去了许多年，钟老师回到了中国，去了上海，不时地我们有过通信和接触。2013年我在上海民生美术馆举行朗诵会，钟老师特意来参加。那天下午我在酒店里与钟老师见了面，我送他我的诗集，我们长谈了一下午。钟老师说搁笔多年后，因为生命的变故，他放下的笔又握起了。我为他感到高兴。
钟老师后来给我来信说“听说你要來上海开朗诵会，我们约了见面，就是那天晚上，我打开了你的诗集，读的是《女人》，读了好几遍。”“我是抱着一种急迫的心情，把我的一些想法讲出来”，于是，钟老师写了关于《女人》的一篇很长的细读诗评。人生就是这么奇怪，三十年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钟老师给我写的第一篇诗评和第二篇诗评，隔着三十年，隔着生意经，就这样无缝对接了。
今年，钟老师要出版自传小说《巴黎的生意经》，出版社希望我写一篇后记。我马上同意了，因为从八十年代到今天，中国文人下海又上岸、上岸又下海作生意这件事，带有很独特的历史印记。这几十年的文人从商记，带有大迁徙的意思——从各自的被分配被安排被加固的命运中，往自已向往的理想生活迁徙。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身影。
这篇后记没有讲到《巴黎的生意经》，反倒讲了一些成都的生意经和诗歌圈，是因为我与钟老师的交往，从那时到现在，主要还是与文学有关。作为一个到现在仍未彻底弄清毛利与纯利区别的小生意人，我很有自知之明地不谈生意。我希望能与读到这本书的人谈谈钟老师的另一面，作为著名文学理论家的一面。还有就是他与八十年代、与中国诗歌圈、与成都文化人的多重关系和联结。
最后，附上我在收到钟老师的诗评后，给他的回信：
“钟老师您好：收到大作，我很感动也很激动，时隔三十年，居然又读到您关于我的诗的评论。而这一次与三十年前完全不一样，那时我还是习作阶段，并没有写出足够成熟的作品。而您在那时已经发现了我写作中的潜质，并给以肯定。无疑当时对我而言是重要的。从那以后的写作对我来说全新的。
三十多年的写作经历，能在多年后再次被您肯定，我很高兴。我很认真地读了好几遍，您对《女人》的研究和分析是很深入的、细致的、到位的。您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是多么浮燥，能潜心下来作学问真不容易，大家伙的学问都变得浮在表面上，这也是无奈。反倒是钟老师您现在能够如此细致深入地、不吝时间地细读、品评，写出这样的重要文章，我很敬佩。谢谢您对我的高度评价，我会继续努力突破。
顺便说一句，那天在上海与我一起的女士，是我的发小。就是她八十年代与我一起去文化宫听您的讲座。那天听说是您，好不后悔没与您道声好，她是您的粉丝，说您当年好帅呵，哈哈。小翟”
2014年12月5日
《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