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艺术和生活               

纸鸢一线牵，家国起沉浮

      《北鸢》令我惊艳。许久没读到这么精彩的小说了。葛亮所写的那个时代，正是我生活所的。我年幼就生活在军阀、梨园之中。葛亮如此年轻，竟写出那个时代的小说，可想像他付出的努力和时间。感谢这部作品将我带回我最怀念的岁月。

——聂华苓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能让出生于民国的一代传奇人物作家聂华苓这样评价，是《北鸢》。

北鸢的作者是被海外评论界誉为“当代最具大师潜力、最会说故事的小说家”：葛亮，曾获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发展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两届《亚洲周刊》十大小说奖得主。《北鸢》是他历经七年写就的长篇小说，以家族史为蓝本，书写了二十余年间民国人的生活与情感际遇。

葛亮

《北鸢》起笔于民国商贾世家弟子卢文笙的成长，收束于上世纪中叶。将波诡云谲的民国动荡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沉浮，书写中国最为丰盛起伏的断代。

时势造“个人”

北鸢中没有英雄，都是在历史漩涡中挣扎的个人。北鸢对“个人”的细笔勾描最终使小说呈现的是民国众生相：昭德、小湘琴、凌佐、毛克俞、吴思阅，每个人物的眉眼音容都是清晰生动的，人物遭遇也并没有八卦小报中所表现的那么有戏剧感。小湘琴是为自己所爱的人丢了命，名伶言秋凰是为了女儿而刺杀日本军官的；凌佐是在抗日战争为国捐躯，从军的文笙是被老管家灌醉背回来的，而不是自愿回到家族生活中……那都是具体环境中人的选择，并不那么果断，也没有那么传奇。《北鸢》强调个人处境，强调的是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选择的“不得不”。

两位青年站在江边看渔火点点，船已破旧，那似乎是停留在古诗词里的场景，但“民国、民权、民生”的大字却分明提醒人们，时代已远，民国已至；课堂上，老师毛克俞自己作画，正着看画“东亚共荣”应付日本教育检查，反着看说“日本人滚出中国”，同一图景因不同解读便多了柳暗花明之意，那也正是战争年代人们的心境写照。历史事件就这样影响着个人命运。事件并非覆盖在生活之上，它是点滴渗透，每个人都在内在里与时代进行“角力”。

传奇不奇

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从“居庙堂之高”到“处江湖之远”的各色人等，人来人往，人影幢幢，对人物的塑造更像命名，告知，而不是在描述之中人物品格的自然生成，有些人物就成为“纸鸢”，可以被作者饱含深情的笔牵着飞翔，但却单薄，不生动。昭德高调宣示，“孟家人，可嫁作商人妇，自个儿却得有个诗礼的主心骨”，但昭如作为孟子后裔的主要形象代言人仅是作者和小说人物达成的默契，对读者来说，二千多年的渊远家学仅仅用颟顸、善良来表现显得过于简陋。对昭德的刻画集中体现慧眼择夫、长姐如母等方面。看见石玉璞一枪二鸟，便认定这人将来，不是个英雄，便是个枭雄，自己做主嫁给了尚未发迹的丈夫。昭德在小说中被塑造为充满母性光辉的角色，长姐对姐弟如母，对丈夫也是充满母性，“昭德叫住了他，将他的衣服领子捋捋平，第一颗扣子扣扣好”。她因丈夫横死失去心智，母性丧失，变成儿童，称昭如“娘”，母性退居二线，但最后一刻的舍身又让她升华为圣母。

文有孟家姐妹，武有左家姐妹，“左家长房没有儿子，就两个女儿。慧月从小的教养，便走向了飒爽一脉。真个鲁地有门第的家族，女子会骑射的，恐怕只有这左家”。“左家的闺女风度先赢了人三分，讲礼数，识大体，懂度势。拿得起，放得下。腹有诗书，遇到大事，见解独具，竟比男子还另有一份担当。”慧月是拿得了主意的人，小说中拿的最大的主意莫过于明知仁珏和儿子情投意合的情况下，选择仁涓做儿媳妇，实际上却错点了鸳鸯谱。

概念的丰满与人物的骨感之间的巨大反差，是小说的一大特色。在这部充满感觉的《北鸢》里，人物就模糊在浩繁的篇幅里了。即便一静一动的男女主角也有模糊感，文笙从开口说出“一叶知秋”之后便开始了高开低走又老气横秋的“静水”人生，对其展示仅限于超强记忆力与不俗的放风筝功力，没有“流深”。仁桢倒是没有动起来，“安静”得像个次要人物。复杂的人物关系被处理得过于简单浮泛，如小荷在“被逼无奈”离开昭如后煞有介事地忠告昭如小心妯娌荣芝，但通观全书并没有把家族的复杂关系展现出来，荣芝的不好也仅在昭如映衬下显得嘴碎和不善良。质朴的人物性格又被处理得过分热烈夸大，郁掌柜的忠厚简直到了谄媚的地步，对少爷、儿子的态度使得忠仆形象出现裂隙。

姚永安是作者笔下难得丰满的人物，一开始出场是油嘴滑舌的花花公子，逐渐展示出他善解人意、两肋插刀的优秀品质。到了上海这个花花世界，也没有像卢文笙一样静水不流，想要在时代浪潮中混出一番事业；对于舞女的感情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真假假后的真情流露反而更真实。

奇而不真

文本充满太多留白，故事往往只留头尾，不见主体。当石玉璞在家中枪杀了小湘琴，家中众人充盈在小湘琴的房间，石玉璞杀人后坐在桌边，众人屏息间，还把枪狠狠地拍在了桌面上。“昭德一言不发。这时候，以响亮而坚定的声音说，混账。”接着作者高度赞扬了昭德，“石夫人孟昭德，以最简洁的方式，一手将这件仓促发生的血案平息了下去”。

昭德在石玉璞死后失去心智，跑反过程中疯疯傻傻，一直到离开本家，夜宿破庙遇到土匪，

“昭如动弹不得，却看见姐姐昭德扑在了秦世雄的身上，呼喊着她夭折儿子的名字。昭德再次将自己的前襟撩起来，暴露出了自己的乳房，扶起了秦世雄的头，放到自己的胸前”。

然而不一会儿，

“他们没有留神，一个身影闪电一般，出现在了男人的后面，卡住了他的脖子。是昭德，她用秦世雄的盒子枪，指住了男人的太阳穴”。

昭德就这样闪电般地恢复了心智，仿佛机械降神一般，牺牲了自我，拯救了大家。

缺乏铺垫的故事情节除了昭德忽然清醒，还有仁珏与逸美的同性之爱。仁珏和表哥青梅竹马，无奈被姨妈阻挠，把姐姐嫁给了表哥，从此仁珏自我放逐，“她知道自己后来跟了同学端木康，是有些自暴自弃。可她忍不住，只为这个男人除去眉眼间的纨绔气，很有几分像那和自己一块长大的人”。可见仁珏对表哥用情至深。但自从与仁桢的老师范逸美认识以后，由于逸美性情爽利大方，常常到冯家做客，一来二去，“范老师和我们二小姐好得像一个人”，就这样仁珏便从异性恋变成了同性恋，变成了“生者可以死”的情之至者。文本省略故事主体的做法，使故事的真实性、连贯性大打折扣，出现很多令人费解的安排。仁珏最后为什么主动嫁给叶若鹤？思阅和克俞金风玉露一相逢后，为什么不辞而别？

致敬《红楼梦》

小说对《红楼梦》的致敬是无处不在的，阅读过程中随处可体验互文的快感。从结构上对大家族的兴衰沉浮的书写到情节、语言上的戏仿，无不见出作者对《红楼梦》的钟爱，就连《北鸢》的书名也来自曹雪芹的《南鹞北鸢考工志》。仁涓归宁是元春省亲的降格版，石玉璞的棺材让人回忆起秦可卿的奢华棺木，六只老母鸡熬药对应“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的茄鲞，在四声坊“余生记”神龙不见尾的道人，无疑是空空道人的一次“穿越”。就连卢文笙和冯仁桢的“我认得你”，也让人联想到宝黛的人生初见。

“转眼到了中秋，菊黄蟹肥。因为石玉璞人在冀东前线，督办府便不如往年热闹。节还是要过，一大家子，便在中庭摆宴赏月。还未开席，原本好好的天，影影绰绰飘过来一块阴霾，月亮不一忽便被裹了进去，渐渐连个光影也看不到。昭德抬起头，呆呆地望一望，放下了筷子。娘姨们一径说着应景的话。昭德说，老爷不在，吃得差不多就散了吧。昭如便扶她回房。昭德回身，望着院子里通明的灯火，还听得见孩子们的嬉闹声，苦苦地笑了一下，说：‘好个良辰美景奈何天。’昭如便说，大姐，月有阴晴，朝朝岁岁各不同。现时是清静些，明年便是要分外地热闹。”与《红楼梦》七十五、七十六回的中秋夜宴，从语言、情境到气氛，都遥相呼应。

从民国到国民

作者说，这本书关乎民国，“本无意钩沉史海”，虽然做了很多考据工作，但作者却无意表现国民党统治的“民国”但对于国民，尤其是民间的描写无疑是本书的亮点，可追忆隐藏在从器物到精神中古朴的过去时间。

四声坊“余生记”的龙师傅为了报答卢家睦的恩情，每逢虎年为文笙扎一个虎头风筝在家族中传承了下来。告老还乡的郁掌柜，不顾老迈，穿过战火要找回文笙！刘掌柜被姚永安辞退后依然跪求文笙照应，“笙少爷，您且应承我，卢家业大，日后若有个不周到，万望别为难我们当家的”。

不管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民间对美好的仁义礼智信有一种“城头变幻大王旗”“我自岿然不动”的坚守，这种坚守使得民间精神免受世态变迁的纷扰。正如旅店老板的哲学：“说起来，这些年来来去去，他早已见怪不怪。开门就是做生意，其他是管不了许多的。家事国是，都是他人瓦上霜。打十几年前五族共和，说是永远推翻了皇帝佬。可四年后，就又出了个姓袁的皇帝。短命归短命，可的确又出了不是。他就觉得时势不可靠，做本分生意，是哪朝哪代都靠得住的。”正是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民间精神，让民间成为传统文化的丰富宝藏。

不论冯家、卢家、孟家的男人和女人，都具备一种弱不禁风的气质，处于民间的顺子、龙宝、秦世雄等都是健壮的形象，仿佛西西弗斯，在不断轮回的搬石头的命运中，锻炼了体魄。

回归文化民心

《北鸢》中的人物多数都温和谦逊，有情有义。许多读者提到作品对乱离时代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眷顾，那是时间长河中的“人之常情”。但更让人难以忘记的恐怕是作品对民国人精神生活的勾勒。  　

《浮生六记》深得家睦夫妇喜爱；明焕痴迷于戏曲艺术；因为对英语诗句的念念不忘，文笙在关键时刻被拯救；绘画是民间画家吴清舫的精神世界，在那里他独善其身，最终培养出了画家李可染；毛克俞是从硬骨头叔叔那里重新理解了绘画艺术；而天津耀先中学的课堂上，抵御日本人的洗脑教育已成为师生们的“不谋而合”……在《北鸢》中，那些与艺术有关的东西不是民国人的生活点缀，而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是他们的精神能量。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生活中，小说中的一处情节更凸显意味。孟昭如是寡母，她独自抚养儿子长大。面对家道日益败落，她教育儿子文笙：“家道败下去，不怕，但要败得好看。活着，怎样活，都要活得好看。”活得好看，意味着尊严和体面，这是这位民间妇人最高的信仰。中国人精神中最有硬度的部分，在这位民间妇人身上闪着光。那是“信”，也是对一种尊严生活的确认；那是谦卑温和外表之下的硬气，也是独属于民国人的风骨。 

《北鸢》写出了先辈生活的尊严感，这是藏匿在历史深层的文化中的另一种精神气质，这是属于《北鸢》内部独特而强大的精神领地。它写出了民国人的信仰与教养，而重新认识这样的信仰和教养在今天尤为珍贵。如同陈思和在长篇序言中所评述的，《北鸢》是一部“回到文化中国立场”写作的小说，它重新审视维系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民心”。

布罗茨基在《致贺拉斯书》中说，“当一个人写诗时，他最直接的读者并非他的同辈，更不是其后代，而是其先驱。是那些给了他语言的人，是那些给了他形式的人。”我以为，葛亮正如此。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