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偶遇一篇文字，是有关农村学校的，主要写浙江省缙云县农村学校的，我工作的学校也是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校，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杨东平院长有缘，也曾受原缙云县长坑小学刘勇武校长（现任缙云县教育局副局长）邀请，计划参观长坑小学，后因行政事务，不得不放弃参观，千里迢迢赶回只为参加一年一度的县教育局领导班子年度考核，错失了一次实地学习机会，即使今天回想起来依然感到十分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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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顿校外培训，和农村关系不大；而提高校内教育质量，农村又缺少资源。绝大多数语境下，农村只是学生们注定要离开的地方。放宽视角，城市和乡村学校正在失去独特性，变得千篇一律。
        但如果跳出这一点呢？如果在考试压力不大的小学阶段，不再单纯刷题，而是尝试一些更好玩的学业内容，孩子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跳出基于城市经验诞生的评价体系，乡村之于教育，又意味着什么？
        一、“有几个家长想让孩子在农村读书呢？”

        大约一个月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5家县教育局，联合发布了“缙云共识”。缙云是浙江的一个县，在中国，用一个县的名字命名一项共识，还不太多见。

        在浙江的一个县，教育家们找了一些答案。
        想法来自教育家杨东平和他的同事，这件事上他们多少有些“野心”。这份2000字的行动宣言表达了几位教育家理想中的乡村教育和实现蓝图，今天读来，颇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味道。毕竟，有几位家长想让孩子在农村读书呢？
        缙云位处浙江腹地，80%是山地和丘陵，在以经济著称的浙江，这里最出名的是缙云烧饼和武侠片取景地。这里没有人大附中、杭州外国语、衡水中学，也没有中关村一小和上海世外，换句话说，当家长为教育焦虑和调侃时，几乎不会谈到缙云和这里的乡村学校。
两年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教育中心主任赵宏智应杭州教育局原副局长蒋莉之邀，参加长三角地区农村骨干校长培训班。与会的是“非常强大”的农村学校的校长，每所学校都有四五千名学生。
这个反直觉的数字影射了某种趋势，随着学生不断进入城市，农村学校转为集团办学以应对生源和资源短缺，抱团取暖。
40多位学员中，只有一位女校长，也只有她的学校是100来名学生的小规模学校。每到交流环节，赵宏智能感到她在大校长们面前缺少些自信，但她的话语很特别。“她从孩子个人出发，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其他校长都是从管理和领导出发，”赵宏智说，“这点我觉得有巨大的差别。”
赵宏智去过全国上千所乡村学校，有即将消失的、也有罕见的样板，在农村工作久了，他却很少能体会到教育工作者对农村孩子真正的关心。而那位给他留下印象极深的女校长，就来自缙云。
这次培训的第五站也是缙云。完成标准的政府考察流程后，缙云县教育局副局长吴丽明邀请赵宏智去乡村学校看一看。到了几所小学，汇报流程大同小异，但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打动了赵宏智：
学校里没有贴满通知和领导分工的公示栏，最大的海报也不是学生守则，而是每个孩子的照片，做了一整面墙。这些上个世纪90年代建设的校舍得到良好保养，几乎看不出破损，办公室也用着那个时代的文件柜，打扫得非常干净。与西北省份近几年重金建设的新农村校园相比，赵宏智更喜欢这种时间沉淀出的感觉。不奢华，却生机蓬勃。
两年后，他流畅地回忆起这些细节和受到的冲击。农村学校在走向凋零，偌大的土地上还是能冒出几所梦幻般的学校，但谁都知道，这些“优等生”不能代表农村教育的真实境遇。放眼整面农村，能让一个区域的乡村学校都焕发生机，他说缙云是独一份。
谈起未竟的教育理想，我们的采访一度陷入悲观情绪。“在我看来（缙云）是非常重要的火种，”糟糕的通话信号加深了赵宏智声音中的疲惫，“教育工作者普遍都是蛮悲观的，但是缙云这个点让我看到，即使悲观迷茫，我们还是要坚持去做。”
《艰难的日出》，缙云让他想起杨东平写的这本书。
一所由学生做决定的乡村学校
7月末，南都记者在缙云见到了几位乡村学校校长。校长们总会谈到“决定”，两个字的前面没有出现政府领导，也不是在红头文件的末尾。在这些校长的语境下，做出决定的是学生。
在城北小学，有一间校长章静莉引以为豪的教室，它源于一位来了月经的五年级女生。她和父亲组成了单亲家庭，身体突然的变化让她害怕又困惑，她想知道自己为什么比其他同学更早月经。她在社团申请表里，隐晦表达了自己的疑问和意愿，希望有地方和同学研究“这种东西”。
章静莉支持学生自主探索，她的任务是创造条件。在乡村学校做事，经费永远吃紧，你不能指望花钱请人指导学生。健康社团的指导志愿者，是通过朋友介绍的丽水医院一位“有情怀”的医生，一个月来一次。陶艺社团的志愿者是培训机构的老师，章静莉给女儿充了卡，女儿上课她就在边上聊学校的事情，直到打动对方愿意来看看。
学校还有十几个社团，它们大多由学生发起，活动内容也由学生决定，老师只做组织引导工作。健康社团的教室门口贴着一串学生写下的“我想知道”的问题，包括“中暑了怎么办”“被树枝之类尖锐的物品扎伤人怎么办”“为什么有些人的耳屎是湿的”“心脏病人应该怎么护理”以及“人是怎么来的”。每个月研究哪个问题由学生决定，为了搞清楚答案，孩子们自己找资料，采访村里的老人和卫生院的医生。
另外一些时候，她要鼓励学生克服外界的偏见。古筝社团唯一的男生曾转去踢足球，因为被同学笑话“越来越娘”，其后在老师和家长的支持下，这名男生还在弹古筝。
关于学生的“决定”权，一个流传更广的故事来自章村小学。
2019年，马鑫飞自荐担任校长，上任当天就被学校灰色铁皮门气到了，大门开关的轰隆声令他烦躁不已，就像监狱一样。他习惯把事情琢磨清楚再行动，那段时间逢人便讲改造校门的想法，几位教育界前辈提醒这位年轻的校长，校门不为他一人所建，学校应当是属于学生的。
这个想法从萌发到落地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最初是让学生收集全世界的校门，打印出来挂在学校里，除了美观，孩子们提出了更多实用的诉求，大门一定要让太阳射进来，村里的老人才愿意坐在门口闲聊。想象的过程被拆分为一个个教学单元，孩子们自己丈量学校尺寸、绘制图纸、制作比例模型，比干对着黑板有意思多了。
最大的困难还是“如何把小朋友设计的东西组装成一个东西”。一直在做乡村美学教育的致朴基金会帮忙联系了杭州的设计师，对方被孩子们的热情所打动，自愿带大家完成了设计图，出于类似的原因，建筑公司也打了五折。经费是教育局出的，马鑫飞上任一年多，学校已经小有名气，领导们愿意支持他的尝试。
施工还需要人手，老师提前在村里贴上红榜，招募热心村民帮忙。学校一年多来的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开工这天大家真的就来了，有人干水泥工和木工，有人做饭和打扫卫生，还有人开自家卡车往返运沙子。就这样，村里的小学有了新校门，建筑材料是本地的竹子，形状是特产的茶叶，作为对村民的回报，校门二楼有一间露天茶室，一侧用玻璃门和教学区隔开，楼梯则通向马路，谁都能随时上来坐坐。
有同学说，希望自己70岁回来校门还在。这是个很高的褒奖。
别致的小学校门，创意来自孩子们
教育到底是做给领导看？还是做给孩子看？
在不久前推出“缙云共识”的那场论坛上，章静莉谈到自己探索教改的动力，源于教育局组织的各校学生汇演。演出地点就在她执掌的城北小学，她和自己的学生坐在观众席，台上是全缙云最有才艺的孩子。
学生坐得笔直，歪头找角度盯着舞台，章静莉说，她看到了学生眼神中的羡慕和渴望，“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走上舞台。”
听完五分钟的论坛发言，你应该会想象出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励志故事，一名乡村学校校长在看到差距后，带着孩子奋发图强的故事。而在缙云，章静莉和吴丽明向南都记者讲述了故事中被隐藏的部分：改革远比此复杂和痛苦。
城北小学正是缙云乡村学校实验的起点。那是2017年，做教育改革的想法在吴丽明心中回荡了许久，他厌倦了与别人争论，他要召集志同道合的人去尝试。他看中农村宽松的氛围，城北学生人数适中(200人左右)，又是离县城最近的村小，方便志愿者出行。
如果说校长是乡村学校的火种，那吴丽明就是背后给校长送蜡烛的那个人。他声音温和，习惯鼓励而不是批评（这让一位校长很受用），不过，他给赵宏智的第一印象和大多数教育局官员差不多。长期交流后，赵宏智意识到吴丽明的不同，除了谈理论和政策，他会关注学生和老师的成长，有国际视野，敢于创新又能让地方领导放心。
吴丽明当时是分管教学的县教育局副局长，把业务能力强且聊得来的同事都请到了会议室。这三十多人中，有教研员、教育局干部和学科带头老师。吴丽明做了PPT，给大家讲自己的理想，讲理想中的学校，他说，“如果大家跟我有相同的理念，或者支持的我的理念，我们一起做”。
他特别提醒大家，是否加入与他的职务无关，“我不是以副局长压你”，也和他们的友谊无关，一切只和理念有关。但在心里，他还是希望职务与感情也能发挥些影响力，对于能说服多少人，他心虚。
慷慨陈词与小心思或许都发挥了作用，动员会后，有十几位老师选择加入志愿者。吴丽明拟了三个“不”作为行动纲领：不替代，让孩子自主发展；不功利，让孩子自我发展；不施舍，让孩子自主自强。他非常想打破功利和替代，他觉得这是教育虚假繁荣背后的病因，他希望孩子们的生命状态是旺盛的，拥有自己和思想和观点，有权也有能力做出选择。
9月开学，他召集了县城各个学校最优秀的学生社团，有美术、音乐、演讲、篮球、武术、演奏等等，到城北玩给学生们看，让他们看到，世界上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事。第二次，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志愿者带着学。第三次，学生可以选择跟一位志愿者长期学习。这是乡村学校几乎不可能拥有的课程和师资，志愿者的定位是“梦想导师”，相比于学到技能，更重要的是陪伴和体验，激发孩子的内心。
你应该也意识到了，第一次“玩”，就是让章静莉从学生眼中看到来自同龄人冲击的“汇演”，后边的“玩”，就是城北小学学生社团的雏形。
随后半年，章静莉按照副局长指出的道路，带着孩子们“玩”了一个学期。到元旦，她租下村里的大会堂，装上大屏幕，让每个社团表演排练好的特色节目。科学小组展示了火山喷发模型，美术组搬来了时装展，学生们还表演了花式篮球和舞蹈。
“我一开始觉得，农村孩子上台的机会比较少，那我觉得是要上他们上台，而且每个人都要上台。”她说。这个计划曾被部分老师所反对，所有学生都上台，肯定不能保住演出质量，不如选一部分好学生表演。最终，每位学生都参加了这次演出，台上热热闹闹，家长的反响也很好。
只有吴丽明是痛苦的，他严肃告诉校长，如果再这么做，就不带志愿者来了，这让很多人为之意外。他认为，这样一台很好的晚会是做给外界和领导看的。“孩子看懂了吗？看不懂。这个是你的目标吗？不是啊！”他解释，“这完全违背了不功利的原则。”
章静莉也注意到，每场演出都有不开心的孩子。“我觉得可能跟做人一样，一开始好像都要别人来认可。”她说，“后来渐渐发现还是要关注个体，首先是展示自己，发现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个过程可能更重要、更有价值。”第二年，她撤掉了舞台表演的项目。
做“有所不为”的教育局
回忆起四年前的痛苦，吴丽明坦陈了自己的错误。“我给她设计了一套方案，带志愿者去执行。她内心不理解，但我又是副局长，她必须听我的，开始我们很痛苦。”吴丽明一直强调学校和老师不能替代孩子做选择，不要再把孩子控制住，而自己做起事来了，却替代了学校和校长。
类似的失败也出现在口风琴社团上。吴丽明曾定下人人吹口风琴的目标，他觉得音乐对一个孩子的发展很重要，而这也是学校里最不受欢迎的社团，鲜有学生报名。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开始，资源砸下去，大家还是看到了“玩”给孩子带来的改变。
有一些经历在背后推着吴丽明前进。他有一份简单的履历，工作的前19年在缙云中学教书，此后的11年是缙云县教育局副局长。在高中，他先后担任了团委书记和政教主任，前一个角色是带孩子参加活动，后者执掌校规校纪，这让他接触到截然不同的孩子，最积极向上的和最崩溃的。
“对我的冲击非常大，”他开始思考是什么在影响孩子，“看到了孩子痛苦的局面就想变，我这个角色应该起个头吧，虽然很难，但教育总是需要几个人先走，如果谁都不改，教育永远没法变了。”
他把问题的根源总结为功利主义和替代主义。前者是应试体系下，不顾孩子兴趣和教育规律，盲目追求单一的分数。“替代”则社会、学校、家长在替孩子指出方向，孩子们在拥有选择的能力前，就失去了选择权。而在教改这件事上，孩子需要自主性，校长同样需要。
最初的错误后，吴丽明调整了策略，他频繁谈论给校长放权的重要性，教育局要有所不为。这么做有些反潮流，2013年南京师范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谈到，虽然国家政策不断要求给中小学更多办学自主权，但学校的体会却截然相反。到2020年，江西师范大学的另一篇论文再次印证了这个现象。
放权确实收到了效果，章静莉坦言，起初自己不太懂吴的想法，只是照领导要求的做，到第二年吴放手不管，学生自己发起的社团愈发茁壮，她也“有点悟到”了。实验在同步扩大，2018年纳入坑沿小学，2019年是马鑫飞和他治下的章村小学，后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实验创造了一片空间。
2020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吴丽明转为分管人事工作，三所学校的变化也在系统内引起了共鸣，他可以将实验扩大到十几所乡村学校。他又一次找来干部、教研员和高级别教师，请他们推荐合适的乡村学校校长。“不管现在是哪个工位，你觉得你们两个有想改变之心，你们结对，我就任命那个老师去当校长。”
赵伟进是美术教研员推荐的候选人。他以美术老师入行，后来当了12年的初中政教副校长。在这个负责唱黑脸的职位上，他经历了学校和周边最混乱的时期，几乎每周都要去派出所捞人。他用三年时间整顿学校，必须维持一副严厉的面孔，学生私下称他为“阎魔王”。繁忙的工作让他长起了络腮胡子，理发师看不得这副乱样，帮他修出下巴上一嘬锐利的胡子，威慑又个性。
按照惯例，他将在2020年调到另一所学校任职，大概率还是政教副校长，但他想生活有些变化。在7月的饭局上，美术教研员问他有没有兴趣下去乡村当校长。他觉得可以尝试，“至少在这个学校里，有些事情我可以自己说了算”。
而吴丽明看中的是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对学校和学生的塑造。相比于掌握技能，他希望这些多样的校长，能带领学生享受学科背后的美感，呈现对美的感受。他相信这些想做事的老师，会想出自己的办法，唯一的遗憾，是还没找到合适的体育老师做校长。
8月，赵伟进被分到40分钟车程的宫前小学，在县城生活里，这是个挺远的距离。上任前吴丽明约他喝茶，他畅谈自己的理念和愿景。他表现出的激情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吴丽明最后叮嘱他，要允许落后。
“允许学校落后，允许孩子落后，”吴丽明后来向记者解释，“这是我们改革的根本。”
将整座村庄都打造成学校
赵伟进上任3个月后，宫前村委会换届，他第一时间去拜会新任村书记，他想的做一些事情很需要村里支持。第一次见面，双方没什么交集，他又带着想法和朋友跑了好几次，希望能打动村里的一把手。比他早一年赴任章村小学的马鑫飞，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吴丽明乐见校长把“附近”纳入视野。
由此开始发生的事，后来被归纳为一句口号：“乡村即学校，学校即村庄”。杨东平将这理解为，重新建立学校与乡村已经疏离的关系，引进多种乡土文化资源，激活和改善乡村学校，促进了学校和乡村的融合。
有必要先解释这种现象，虽然村长大力度支持学校的报道屡见报端，但在更多地方，学校和村庄的关系只能说不温不火。双方在业务和管理条线上鲜有交集，更深层面，学业内容也和孩子生活的乡村没多大关系。
那是一种将城市经验嫁接到乡村的教育模式，几位校长对此都有相似的观察。他们自己就成长在农村，从小要干农活，玩的是老人用木头自制的玩具，后来他们通过筛选走进城市，仍保留了属于农村的生活经验和个性。一位观察者谈到，今天的孩子，无论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大家看同样的节目，玩相似的手机游戏，农活也不必再做，那种独特的底色消失了。
另一个不平等的现实是，当离开网络走出家门，农村孩子只能接触到更少的资源和新鲜事物——如果仍以城市经验为衡量标准。教育家朱永新有过一段评论：“我们往往习惯于用城市学校的标准去衡量评价乡村教育，乡村教育的目标是为了逃离乡村，缺乏对乡村教育的本质研究和准确定位，曲解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质。”
几位校长要改变这种状态，他们要帮孩子和自己生活的村庄重新建立联系。
顺着宫前小学的大门望进去，有一远一近两大块画片。近的那片是学生们手绘的合影，是他们给自己设计的头像；远处则是宫前村的地图，他们把头像贴在自己家的位置。
赵伟进的雄心远不止于此。宫前村有一片明清年间的老街巷，村里为游客立了几块指示牌，还没有刻意开发成旅游资源。赵伟进带学生查档案采访老人，研究每栋房屋背后的历史，学习营造技艺，了解不同材料间的差异。他准备请孩子们录制讲解视频，等资金批下来，就在老建筑前立起展板，村民和游客扫码就能看到孩子的介绍。他希望这些仪式感能激发孩子对村庄的共情。
这些好玩的事情，被称为真实情境的教学。马鑫飞每年都会带学生做一个名为《芳华》的项目，记录老一代人的经历。这个课程是他从上海的贵族学校学来的，在上海，学生们采访退休高官和退伍军人跌宕起伏的人生；在章村，孩子们采访拿了一辈子锄头的老人。远离宏大叙事，五年级的孩子写下了同样真切的片段：
她今年87岁了。都说紫色代表梦幻，代表少女，初次见面陈爱娟老人就是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美好形象，匀称的身型、矫健的身姿，完全看不出她是一个80多岁的人。她告诉我们，她最爱的颜色就是紫色，紫色的外套，紫色的马甲，打开她的衣柜里面真的是紫色衣料居多。
她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经常吃饭的时候被人叫去修路干活，一干就是一整天。所以她是吃饭的速度就是在那时锻炼出来的。她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修路。因为修路，可以赚3毛钱的工资，她可以补贴家用，可以帮衬家里照顾弟弟妹妹。
在1975年，她种的大白菜竟高达92厘米，获得胡源乡最高白菜奖。她还擅长编织各种手工制品，如篮子、玩具等。她的手工活深得村里小孩子们的厚爱。她通过这些手工活度过艰苦的岁月。
老人仅有的家用电器除了一个电饭煲，另一个就是轻微腐烂的收音机。他告诉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腿脚很不方便，为了避免他外出摔倒，孙儿们才给他买了这个收音机。下雨的时候、下雪的时候、想孩子的时候他就是靠着这个忠心的伙伴才度过每一个孤单的夜晚……
马鑫飞解释这个项目的意义，孩子们采访老人，积累真实的素材，语文水平同步提高。“人家可能很讨厌一天到晚写作文，但这个是在真实的情景里写，材料都是自己采访拿回来，即使写不好老师不停让他改，他也很有兴趣。”马鑫飞说，“因为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40分钟的不平等
半个月前，马鑫飞开车载南都记者去他的学校。驶出县城，汽车拐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乡间近路，他手机里突然传出一段颇有年代感的红歌。章村小学出名后，他的时间也更紧了，讲学、培训、开会、分享，他要在路上刷完学习强国的分数。
我们驶过农田、水渠、聚居点和破败的民房，翻过一座山后，眼前豁然开朗，远处的山坳里就是章村了。马鑫飞盯着前面，“进来之后就会觉得， 像世外桃源一样”。前一句话，我们还在聊一所只有19名学生，很可能消失的乡村学校。
那是位于缙云另一端的方溪小学，校长胡建浪也是在2020年应科学教研员之邀，从县城的中学调到村小工作。他刚去的时候，学校还有33名学生，后来13名毕业，1名转走，今年1年级招生无人报名。
虽然统称为“小规模学校”，但宫前、章村、城北等学校仍有上百名学生，在农村实属不易。严格讲，方溪小学不是“村小”。它面向全乡招生，是方溪乡仅存的小学，是农村十几年“撤点并校”的幸存者。照此趋势，这个缙云常住人口最少的乡（1991人），将不再有孩子进入家乡的小学。
即使浙江有远好于大多数省份的条件，但同样面临村小衰落的压力，方溪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环境促使人们举家迁移，而留下的孩子，要承受更大的不平等。2020年中的返校日，胡建浪从县城出发，开车40分钟到学校迎接学生们，这个时间是他以前步行上班的4倍。
那时直通县城的新隧道还在施工，旧盘山路却已失修。距离还意味着更多东西。那天，学生自然地和他打招呼，没有夸张鞠躬或置之不理，鲜少让他感到被规训的痕迹。几天前的全体教师会议有很多触动他的细节：带学生进城比赛的兼职音乐老师，被学生问为什么公交车要停在红绿灯前；
另一次带队的体育老师，被学生问盒饭是什么味道。“这说明这些孩子大部分没有走出过大山，没有离开过方溪乡，就一直呆在那里面。”方溪小学的特殊性，让胡建浪选择了与其他校长不尽相同的道路，他会尽可能寻找资源，让孩子们出去看看。
而在吴丽明眼中，如此少的学生意味着另一种可能，每名学生都有专职老师陪伴，更能探索个性化发展，告别刷题回归快乐的童年。
这些最后的留守儿童，每家都有自己的烦恼，胡建浪想做一些弥补温情的事。他将学校的空地分给每位学生做领地，他们可以自由装扮和使用，这本是为了培养自主性，没想到几位学生提出要成立“联合国”，他顺势让他们接纳两位不合群的孩子。生日是个大日子，食堂阿姨把面端到桌旁，知情的老师起更唱生日歌，更多的学生跟着唱起来，中间的孩子眼泪瞬间就下来了…….
吴丽明曾和胡建浪讲过自己的设想，开学那天孩子在台上说：“我这个学期的梦想是什么？想努力做什么？希望得到什么帮助？”台下是公益机构、社会人士、老师校长，大家举手说，这个愿望我来支持，同学说，这个愿望我来帮助你。
“哎呀，这个画面太美好了，我觉得教育应该是这样子的。”吴丽明说。
进入应试
这是缙云乡村小学实验开始的第五年，孩子们早晚要进入应试体系，这些玩得开心的项目对于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问题抛给每位校长，他们给出了一个相似的观察：以前学生的状态是沉闷的，倘若现在去学校，学生会热情的每个人打招呼。虽然缙云一直强调“不评比”，但考试数据给出了更直观的答案：在一所学校，有近1/3的毕业生升入当地最好的中学，“就这个占比就很高了”；
另一所学校，学生从80多分涨到90多分，学校的平均分冲入全县前列。在吴丽明看来，相比过早的刷题，如果一个孩子有着旺盛的生命状态，“放哪里都是没问题的”。马鑫飞则给了一个更现实的回答：“我觉得乡村的孩子，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上清华北大，还有好多学生是普普通通的孩子。我希望这些孩子能在小河里自由流动，他可以在大社会的复杂体系内找到自我，勇敢的生活，自由的生活，在这里健康地成长起来，不用一定成为达官显贵。
”在6月的论坛上，吴丽明坦言，大家在改革的浅水区玩的很有意思，“但是要进入深水区，就没那么简单了，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同伴一起走，需要更多的专家引领和支持。”
其中的关键一步，是改变现有的教育评价体系。一年前启动的“双减”风暴为迈出这一步创造的基础。虽然几位校长都说，“双减”没有在乡村学校中掀起太大的水花，但吴丽明震惊又兴奋，他没想到政策力度如此之大，他有一种被认可的感觉。
待兴奋褪去，他很清楚落地之难。政策完全转向尚需时日，同样难的是建立社会认同。吴丽明之所以把教育实验选在农村，很大程度是因为来自家长和学校的压力更小。五年过去了，他还不敢在县城的小学推广这些做法。
有学校喊出的“60分万岁”口号受到专家称赞，他也不敢跟着讲。“因为太敏感了，还没到那个阶段，但是有朝一日，这句话我肯定要大力呼吁。”
他说。而在理想之外，一些老问题至今未解。出发去缙云前，南都记者在几大社交媒体收集了各地乡村教师的留言，待遇、环境、距离、编制、成就感、生源质量仍困扰着他们。
缙云的尝试打破了对乡村学生的部分刻板印象，但考核、报表、资金、人力短缺等，依旧是校长们面临的障碍。在《艰难的日出》里，杨东平叙述了贯穿20世纪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之梦。在那动荡的100年中，教育体系历经了建立、摧毁与重生。
若要衡量这点，一道关键坐标是“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发展、兴趣、态度、情感等等，在教育中的消失和回归。将近20年后，在论述缙云的创新时，他又写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
他说当时乡村建设丰富复杂，类型多种多样，其共性都不是关起门来谈学校教育，而是在社会教育的大视野中，通过发展乡村经济来普及教育，通过普及教育、生计教育来探索农村社会的治理结构。“面向未来，重新理性地梳理我们的文化之根，重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教育文化，是21世纪中国教育必须面对的课题。”
吴丽明曾向赵宏智表达过退休后继续投身乡村教育的意愿。赵觉得，需要十到二十年的时间才能评价缙云这次尝试的价值，那意味着至少两代孩子经历过应试体系的洗礼。但不妨在这个节点留下些记录。
不管怎样，孩子们还是能拥有一段快乐的暑假。7月中旬，章村小学办了场夏令营，县城和外省都有家长送孩子来体验。这天的活动是爬山，大家投票定下行程，孩子们凌晨五点就出发了，这会儿正在睡午觉，村里老人也要等到晚上才会来乘凉。风铃和蝉声回响在空荡的校园里，师生和村民一起打造的校门，还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