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早点摊，见到一位老人。
晨光还薄着，摊前腾起白蒙蒙的蒸汽，煎包的焦香混着小米粥、八宝粥的米甜味，在人堆里搅来搅去。老人就夹在排队的缝隙里，大约七十出头的年纪，脊背弯成一张旧弓，灰蓝的布褂子松垮垮挂着，领口磨出毛边。他左手攥着零钱，右手下意识地扶住腰，每挪一步，右脚都像被地面粘住似的，得先微微侧身，脚尖蹭着地皮，再缓缓拖过半寸。买好两个包子，又打了一份小米粥，粥装在一个不锈钢保温桶里，桶身擦得锃亮，却被他攥得微微发颤。他转身去小料台夹咸菜丝，先把粥放在桌子上，然后拿起筷子在盆沿磕了两下，才夹起一撮，颤巍巍地送进塑料袋，手指关节泛着青白。
终于挪到自行车旁，那是一辆很老式的自行车，不过并非二八大杠，车座裂着口子，后架绑着个褪色的布兜。他先把保温桶放进车筐，再腾出手去撑车梯，左脚踩稳地，右脚抬起来，朝那根铁棍踢过去——第一次踢了个空。他抿着嘴，下巴绷出几道褶，又试了第二回，总算踢起一半，车歪斜着立住，像随时要倒进风里。
我端着粥碗，望着他的背影慢慢汇进早高峰的车流里，灰蓝的布褂子被风吹得鼓起又瘪下。忽然就涌起一阵悲凉，说不清是为他的右脚，为那辆怎么也撑不稳的车，还是为他独自一人应对这熙攘人间的姿势。
不知道他的子女是晨起太忙，还是远在他乡，抑或他本就孑然一身？这样的老人，在这座城市里还有多少？当他们连一碗粥都端得吃力时，养老的答案，究竟该写在儿女的孝心里，还是社会的保障上？或许两者都该有，可眼前这位老人，好像既等不到儿女的双手，也够不着制度的温存。
晨光渐渐亮了，热气从摊前漫向街角，可有些影子，始终拖得又长又沉，在我眼前晃荡了一整个早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