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沃森、克里克DNA双螺旋结构模型构建成功。
一个时代的终结，往往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此时，人们正式步入分子生物学时代。
在科技突破上不断传来捷报的同时，人们对于科技的恐慌有增无减。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伟人如是说。科技，被人叫烂了的双刃剑的名号，不得不再提出来。
在谈论生物技术安全问题的同时，我们应有一个前提，即公众舆论不能阻碍无法判定其是否对社会有害的科技发展。
这就是所谓的举证排除法。之所以立足于此，是因为我们应看到，在21世纪的世界格局中，国力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
谁争夺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21世纪的主导权。
所以，决不能因为生物技术的某些负面影响，就把其全盘否定，其结果无外贻误了发展时机，只能落后于他人，乃至落后于世界。
先说生物技术安全性的问题。人们激烈争论主要分为食物安全、生物安全、环境安全三个方面。下面逐一阐述：
食物安全方面，人们的担心主要是为转基因食品的滞后效应，过敏源问题、营养成分问题、宗教问题。
滞后效应，通俗来讲就是转基因食品短期内不会出现明显的人体伤害，但可能影响人的正常活动。
如免疫系统，危害会在若干年或者一两代之后才表现出来。我们应当指出，滞后效应基本上是理论推测的产物，缺乏实例或证据。
像世界上有数以亿计的人口食用转基因农作物及其加工产品，存在若干年，但至今仍未发现一例因食用转基因食物而影响人体健康的实例。
至于滞后效应的真伪，仍赖于时间的检验。
过敏源问题及营养成分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即都为对转基因食品成分的客观怀疑，而非主观臆测。
但这两个问题处理是较为简单的，像过敏源问题，科学家负责任的态度完全可以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例如，科学家研究出了一种牲畜食用的转基因玉米，但后来发现某些过敏体质的人误食后，会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
科学家报着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马上销毁了这些转基因玉米，并且不再种植。
宗教问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历史上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导火索就是因为英国殖民当局强迫印度士兵去咬涂满猪油的子弹。对此，必须慎重。
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给予宗教人士最大的知情权，以期达到良好的效果。
生物安全，即担心将各类活的转基因生物体释放到环境中，可能会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潜在的风险和威胁。
这里人们担心的主要是一个词，“生物入侵者”。
人们担心科学家赋予了转基因生物某些特殊性状，增强了它们在该地区生存条件下的竞争能力，它们有可能成为“入侵的外来物种”，威胁生态系统中其它生物的生存。
例如，木薯是非洲许多国家主要的食物。在20世纪90年代，乌干达木薯业遭到了病害的毁灭性打击。
科学家调查后发现，是一种新的病毒引发的疾病，而这种新病毒是两种已知病毒重组产生的。
尽管一些例子确实能证明“生物入侵者”的危害，但人们不必过于悲观。相关研究表明。
转基因作物的生命力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它们对于环境的要求也很高，并不是一种超强的抗逆作物。
相反，它们十分脆弱。不过最终盖棺定论的还是那些奋斗在转基因作物一线的科学家们，我们期待着他们的回复。
环境安全，这涉及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公众担心，30亿年的进化历程轻易地被人类打破，自然物种的原有界限不复存在，生态中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被随意改变。
这一切，是否会破坏地区和谐的动态平衡？
具体来讲，比如转基因植物的花粉中含有有毒蛋白或过敏蛋白，通过蜜蜂的采集，很可能会进入蜂蜜中。
再经过食物链的传递，最后可能进入其它动物和人体内，对其造成危害。
不过，我们虽然应对环境安全的问题提高警惕，但不必对此做出过度反应。
甚至，某些转基因生物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
像种植抗虫等功能的转基因农作物，非但不会破坏生态环境，反而可以大大减少农药的使用量。
至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应当指出转基因生物所转移入的只是一两种自然界中已存在的外源基因。
它并不会改变生物原有的分类地位，充其量只能说是具有某种新特征的同一物种，不会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当前，由于人们所生活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背景、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差异，决定了人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取向。
因此，人们对于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生物高科技成果，就会产生不同的见解。
应当指出，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会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面对转基因技术，我们应当趋利避害，而不是因噎废食。
我们充分相信，生物技术在未来将更加合理规范，届时将会对人类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