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评价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对人性进行了大量的思考，这些思考主要由俄罗斯当时的历史和现实激发的：

1、传统的俄罗斯是宗法社会，东正教决定了人们思想感情的方式，托尔斯泰也深受东正教的影响，不管他的态度是接受抑或是有所保留。

2、欧洲的启蒙精神亦深深影响着俄罗斯，这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托尔斯泰对俄罗斯传统信仰的根基，启蒙精神使得托尔斯泰对东正教基本的教义体系产生怀疑，他不会像一般教徒一样思考信仰问题。

但托尔斯泰也并没有完全走向欧洲的个人主义的启蒙立场，所以，他对人性的思考常常游离于二者之间。

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答了统治阶级，十分鲜明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会、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的虚伪。但是，他的学说同现存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和斗争是完全矛盾的。

托尔斯泰的学说反映了直到最底层都在掀起汹涌波涛的伟大的人民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长处。俄国工人阶级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会更清楚地认识目己的敌人；而全体俄国人民分析托尔斯泰的学说一定会明白他们本身的弱点在什么地方，正是这些弱点使他们不能把自己的解放事业进行到底。

列夫·托尔斯泰出身贵族，1岁半丧母，10岁丧父，他由家里的亲戚抚养成人。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期中考试不及格，第二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痴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对道德哲学发生浓厚的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1847年4月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1851年托尔斯泰和他的兄长前往高加索当兵。1852年他参加了一场战斗，表现勇敢，且发表了小说《童年》。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来到彼得堡，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结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希布宁却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

在托尔斯泰离家之前，他与妻子的决裂程度人人皆知。一天晚上，夫妻二人又闹不和。之后，托尔斯泰的妻子曾跪下恳求托尔斯泰为她再读一遍早年时代丈夫为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散文，以找回当初的甜蜜，但是托尔斯泰当时已死了心。最后，他于1910年10月28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公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