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流浪者的自白
十年，2009-2019.
“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海角天涯，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木心
2009年的，即将走上高中入学考试时的我从不曾预料，眼前这所杭州市最好的中学便是我未来几年可以无忧无虑的最后场所。尔后三年，甚至杭州，这座孕育了我三代家庭的城市，成为了我最后的乐园。有时候我仍旧会感叹于这座城市伟大的历史，同时这不禁让我更加苦恼：纵观钱塘文人荟萃之地，却在新世纪找不到太多过往的情怀，没有了长衫马褂的先生，也没有了书生风华的秀气；时至我成长的年代，我穿梭在一滩被平湖秋月中包围下钢筋水泥中，分外讽刺。
旧时代的学校自然被取代得干干净净，徐志摩，鲁迅等文人风采最后只沦落到墙壁标语上的一句历史介绍，再无过多的痕迹。我所就读的初中，曾经附属于杭州市最好的高中，随后分离，自立门户。校舍老旧，不比今日辉煌大气：斑驳的铁门，破旧的教学楼，于今日庭院楼阁，小桥流水的复古设计有云泥之别。此校址前身的学校正是我母亲就读的中学，其中几位老师也曾任教过我母亲就读的班级，然而大部分老师当属新派，有些甚至是大专院校刚毕业的热血青年，斗志昂扬，缺乏经验。就在我落笔的此时此刻，这些老师们早已成长成为了学校具有资历的老教师，甚至还不曾听说其中某位教师离职，好比十年时间，如白驹过隙，不曾留下风霜。
我还记得我的英文老师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师范专业，是我记忆当中对我最尊重和友好的老师之一，前几年，在好友怂恿之下，还回校探望，唯独只见到了他。对于我的语文老师只记得头发和脸都是黝黑，声音洪亮，有着非常杰出的朗诵功底，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父亲在有一次家长会后回来与我转述他的一番由衷感慨，颇有些曾点的意境：他当时带着儿子，作为一个外地人，在西湖边散步，欣赏夕阳的光景，让他感到了分外幸福。我一直记得这句话，感触很深，却说不上为什么。我有过两任数学老师，第一任像是当今社会所说的“情商高”的群类，和朋友同事学生都相处都是八面玲珑，现在想来却也不难判断出他更愿意利用自己的教学资源来换取资本，而不在教学本身。第二任数学老师成为了我最后的初中班主任，连同我的科学老师成为了我中学记忆里一直无法释怀的心结，同时这也成为了这十年间精神流浪的起点。
彼时，全国教学风尚任然停留在以考试纸面分数来辨别“好”与“坏”学生的标准，时至今日，是否改善，尚不得而知。我的基础教育阶段，一定是是一个没有活明白的学生：老师站在黑板上枯燥的复述各种定义，各种方程式，公式的背诵，和在现代科技早已普及的世界里学习着快速的心算。我对此毫无兴趣。然而在那样的环境里，我理所当然被贴上了失败者的标签。显然，我的两位老师并不能理解和发现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不仅仅只是一个中学学生，在考试结果以外丝毫的价值；对于我这样“不求上进”的学生，在那样的人人自危的中考冲刺阶段，更是没有任何心里慰藉和辅导。二位老师认为，我拙劣的学术能力奠定了我未来一路失败，永不翻身的前景，却从不认为其实如此荒唐的学习能力也映射了他们缺乏想象力和耐心的教学态度以及他们极其有限的教学能力。更甚之，即使在经历了彻底精神清洗后的中国，古代封建制度在社会阶级中彻底消失，却在学校又重新死灰复燃：在二位老师的眼里，我只能算是一个交学费的“下等人”。
混混沌沌的我，在刺痛还未来临之前，不曾苏醒，回忆起来，我记不得任何一堂我上过的科学课或是数学课的样子，更不提内容。我只记得二位老师长着一张不友善的脸，凶神恶煞地灌输着学术真理，就好像底下所有的孩子都是即将受刑的耶稣：个个充满希望的光辉，却在考试面前艰难渡劫；个个充满光辉，除了以我为代表的所谓后百分之三十的学员：在他们眼里，我们上不了天堂，只能去往天堂的反方向。终于有一天，在我的纸面成绩终于让我的科学老师感受到充满羞辱的一次家长会上，她朝着我的母亲歇斯底里道：你的儿子一辈子都考不上某某大学。可是在她刚任教我们班级时，她亲口对我说过，只要你肯努力，老师是一定不会放弃你的，也许我想要努力的意愿太晚以至于她不得而知，或是她从不认为年幼的学生会对她说过鼓励的话信以为真并且牢记在心，所以她无法体会学生不仅被中伤甚至感受到“背叛”的矫情。我母亲向我转述这句话时我已经拿到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但时至今日，仍然伤害到我的神经，痛彻心扉，难以释怀。可想而知，我的母亲在面对“人民教师”的中伤时，是有多么的坚强和自信；她坚信，至少这所初中和这样的中考是无法成为我人生价值的最终法庭的。今时今日，我依旧感谢我的母亲当年的信念，那才是开辟了我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康庄大道。我相信，这位科学老师早就已经忘却了自己曾经对我的母亲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或许她讲得太多了，毕竟成绩像我一般的同学绝对不止我一个，又或许她并不在乎，甚至她根本不记得我是谁，然而这句话注定成为了我家庭历史上的一笔，是我和我的家人无法忘记的伤痕。我让我的科学老师失望了，在我动笔之时，我不仅早已顺利“考”上了一所美国的知名大学，并且完成了硕士学位，得到音乐艺术博士（Doctoral of Musical Arts）的录取，即将开始我的博士之旅。也许她听到后并不会惊讶，因为在她的眼里，也许音乐这样的学位必定都是属于在数理化范围里毫无成就的人为了谋饭的选择，仍然是一个“下等人”。
我的数学老师未曾像科学老师这样直面地伤害我的父母，却在初三的家长会想要引导我的父母让我选择中国的职业高中。在我的母亲拒绝之后，她非常不屑一顾我们的决定，认为中考与之我而言，以卵击石，是自取其辱。另外，我的成绩将会影响到全班的升学率，所以在考试名单上拿掉像我这样的学员，应该是迫不及待的。至于是否有利益相关，我就不得而知，也不可敢妄自猜测，以免有一天文章被不经意被更多的看客阅读时，面临上法庭的烦恼。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当时我其他后百分之三十成员的战友，经此家长会后，彻底告别基础教学，转向职业学习，并在高中里尝试过高考，不知道是否有结果。我相信这些同学现在过得很好，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数学老师，即我们的初中班主任，在中学阶段，间接地剥夺了他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她们口中的学术殿堂，在我看来如同修罗场，留下优质的猎物，屠宰我们这些学习成绩上“劣等”的次品；不曾想，那些在初中被留下的猎物命运依旧坎坷：这只是阶段性的胜利，在高中，大学和往后求职，谁都会成为其他人淘汰下来的次品，我们一直都在修罗炼狱里，包括这些当时对着我们行刑的老师，她们也不例外。
有趣的是，这几年远在海外，却时不时传来与她们有关的断断续续的消息：我们在杭州的一位租客告诉我们，原来他的女儿正在现在这所中学读书，班主任就是我原来的科学老师。他有点沮丧，因为孩子的中考成绩不理想，准备赶快把孩子送到国际高中去，大学好到英国留学。我不禁感慨：又是一个准备自我救赎的学生和家庭，但她的成绩其实是班级中前百分之三十的，依旧不得志。在我硕士去了新的学校时，我遇见了一位学妹，是我初中的校友，刚来读大一。期间谈话，告诉了一则我的数学老师的消息：在某次课堂上，她让全班罚站一节课，想必是因为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最终下课铃响，她走上讲台对学生们说：知道为什么让你们站吗？因为我就想让你们站着。这则轶事让我震惊，学妹毕业的时候不过是四年前，2014年，在杭州这样所谓教育资源丰富的大城市里名誉最好的几所中学里，还有着如同台湾80年代戒严一般的体罚！这是我小时候都不曾经历的。也许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影响多年，在我的认知范围里，这是一个精神暴徒所作所为，是犯罪。我但愿这更是一则谣言，或是被夸大的笑闻，只是想来让我觉得嗔目结舌，无语凝噎。我的父母在我出国之后其实常常去这所中学散步，因为它仍然离我们的家非常近，里面的老师当然不知道他们是谁，和这所学校有着怎样的渊源。听闻现在的大厅后展示着最近几年国内各种演讲嘉宾的资历和照片，彰显出教育水准和学校名誉，然而，这位数学老师的“教学方法”居然可以与这样的教育环境并存，令人啼笑皆非。显然，在我和我的家人心里，对这所中学有一种复杂的心情：我爱我的中学经历，里面的同学都是我如今最值得珍惜的朋友们，他们给予了我完整的少年记忆，然而我所遭遇却是另一番光景。如今我会感谢这两位老师，感谢她们在我年纪那么小的时候给予了我巨大的挫折，让我能够从容的再往后的日子里奋斗。每每我在国外学业中遇到困难，追忆十年前，都算不上挑战。
长篇叙述零碎的中学记忆，并不在于要批判这两位老师，也不在于要抨击现有的教育体制。我深刻地明白，在社会人口基数如此庞大的经济体内，要选拔人才，考试依旧是最优选择。离我的初中年代十年过去了，也许在考试的基础上，可以让学生有更多对成功的定义？有更多实现成功的途径，而并非仅仅是纸面成绩？是否教师在对待如同年幼的我那样的学生可以有更多的耐心和不同的教育方法？教师在考核的选拔的时候是否能够更加科学和注重人文质素，而其社会地位和待遇是否能够逐步提高？我相信这些问题终究会有答案。写下寥寥数千字，只是一篇私人的回忆录，权当是一个流浪者捡回自己孩时残破记忆后的自白，来解开自己十年来的心结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