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情诗，涌上每个人心头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估计多半是中国的情诗，而且多半会有《诗经》中的篇章开头——譬如《关雎》中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或者如《子衿》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或者如《蒹葭》中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热烈直白上，《诗经》中的很多篇章都不遑多让，起兴部分还多有含蓄，之后就可谓大胆而又火辣辣。《诗经》之后，“古诗十九首”时期，情诗的种类更加繁多，表达上也趋多样，但仍以含蓄居多。明代的汤显祖在其《牡丹亭·题记》中对这样一种情感予以总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情诗之魅力，原也在此；不然，就不会有趋之若鹜之景了！
当然，这些都是中国的情诗，与汉民族的情感抒发和心理认知基本相符。那么，域外的那些情诗，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风貌呢？由爱尔兰诗人叶芝等人所著的诗集《有一天，我把她的名字写在沙滩上》，其中汇集了斯宾塞、莎士比亚、蒲柏、拜伦、雪莱、济慈、爱伦·坡、惠特曼、叶芝等诗人的情诗。高手同台竞技，水平却未必能够分辨得出来。大概就是因为，诗人对情诗，与诗诗的人对情诗的理解，有时未必就是同一方向、同一程度，达到共情时则水涨船高，不然就不过是一种看热闹的心态。而这些外国情诗，对于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比如新月派诗人就有非常大的影响，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等，既可瞧见源出中国古典诗词那一种沉醉之美，又深得拜伦、雪莱诗作的精髓。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情诗，在写作对象上大体上不会有大的区别。广义的情诗，也正如《有一天，我把她的名字写在沙滩上》这本书的译者陈黎、张芬龄所言：“凡涉及人间情爱、情欲、情色、情感、情谊的诗作皆可称作情诗。”但日常人们所理解的情诗，却基本上趋于狭义的理解。但无论如何，相爱乃是大多数情诗的根基。无爱无欲的情诗，很难写出真情实感来。那些传世的情诗，或表达两情相悦，或表达忧思离愁，不同的角度、情境下写出的情诗、于观者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写诗的人有自己的一份情思，读诗的人呢，也要有感觉才行——不然，那就是明珠投暗了！
大体来说，《有一天，我把她的名字写在沙滩上》中所收录的诗人和诗作，有知名的，也有很多或许看上去并不那么知名的，甚至还有佚名的诗人。诗人、诗作的水平高低，标准素来难于统一，主观的成分要更多一些，所以重要的反而是读诗的人会怎么看待这些诗，是否从诗中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那一种感觉，甚至读出别外的一种感觉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诗写出来之后，更多的，就不再是诗人所能把控的了。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读诗的时候，多数情况下读者不仅仅只是与诗本身产生共情，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诗人的生平背景与写作风格的影响，而且要是能弄清楚诗人与诗作的写作对象之间的关系的话，理解上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翻译中为什么要讲究“信达雅”呢？大概就是因为，用一种语言完成的作品特别是诗作，如果转译成为另一种语言，多数情况下很难做到百分之百传神达意——所以译者的水平在这个时候就变得特别重要。因此，《有一天，我把她的名字写在沙滩上》的一个两位译者认为，“让作品本身去为自己发言，译者不宜多嘴干预”——这是非常适宜的。
无论如何，优秀的作品与真情实感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真正的爱，从来都不觉得迟；真正优秀的作品，也从来都不会因为是第一次“见面”就觉得生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