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步成诗”的大才子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yì],或覆族而丧。”
他记载了东汉末年的一场疫情,那一年的瘟疫大流行中,每家每户都有人死去,甚至有的全家、全族都死绝。
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是魏文帝曹丕的好友,就险些被这场瘟疫一窝端了,曹丕在给吴质的信里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四人死在这场瘟疫中,曹丕感慨痛惜于亲朋遇难,知音难再得。
疫病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大概是这样的记忆太惨痛,所以每个民族最早的文字中都留下了传染病的记录。
殷商时期,我国出现了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甲骨文的内容大多数是古人占卜的卜辞,其中就出现了关于疫的记载,卜问商王是否染病?这种病是否会蔓延?并且明确记载了许多传染病的名称,如疟、疥、蛊等,这是我国关于传染病流行的最早记载。
有疫病自然要医治,但传染病是致病微生物引起的,人类对传染病真正原因的认知,要到17世纪后叶,荷兰人列文∙虎克用显微镜观察到细菌之后,古人对疫病的认知难免要怪到鬼神身上,或者说阴阳四时不调和所致。
我国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到汉之间,作者假托黄帝,就说到了瘟疫的防治。
黄帝对岐伯发问:“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就是说,疫病相互传染很厉害,没办法救治患者,怎么样才能不传染呢?
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 ”
岐伯说,不感染的关键是“正气存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理解,人的健康状态好,免疫力强,就没事。后面岐伯还提供了几种防疫的方法,一种是靠气功,想象五种不同颜色的气在五脏中运行,五气护身就可以百毒不侵,这就不太靠谱了。
我国对传染病的记录从甲骨文算起,有3000年的记录,见于正史中的《五行志》、地方志、档案实录和其他的一些类书、医书和笔记等。
有人统计了从春秋到明清的2681年间,发生疫灾的共有669年,平均每4年一次。
大体而言,疫灾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高峰期,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具体的原因有气候寒冷,五胡入华导致的天下大乱,征战不休,还有自然灾害频发,一般说来战争和饥荒后很容易爆发瘟疫。
中国的人口数在西汉最高达到6000万,三国时人口2000万,东晋时降到800万人口,瘟疫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曹操在诗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是惨痛的真实写照。
第二次瘟疫的高发期是明清时期。主要原因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玉米、番薯这样的高产作物传入,人口数量上升,明朝人口数达到2亿,清朝更是增长到4亿人口。人口密度增大,流动性强,为疫病传播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纵观中国古代瘟疫史,疫灾的发生频率是长期上升的。
文明愈发达,疫灾愈繁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