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历史的一些反思
美国战后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藏金富甲天下。世界金融中心由伦敦移到纽约。1929年——1933年危机虽产生阶级矛盾,但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世界头号大国而言,绝不至于有意去穿社会主义的开裆裤。美国便是美国,现代世界上最强盛、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没有比之更伟大的意识形态了,社会主义之声不过是一些聒噪而已,谁也不会真的想去实施;国内阶级矛盾压根儿没冲突到波及政权存废的地步,对资本主义美国的强盛梦正日上中天之时。因此,美国便自然而然地,一没有出现工农业运动的普遍勃兴,二没有出现资产阶级右翼集团的崛起,两者相反相成。所出现的不是政治上的极权现象,仅仅是经济上的极权现象而已——罗斯福新政。而德、意、日国家,皆是政治极权,非经济权极。盖德、意、日阶级矛盾尖锐,而美国则经济矛盾盖过阶级矛盾。经济上的愿望远远压倒政治与阶级愿望,整个国家笼罩在经济动乱的云雾中,而不是为政治动乱所困扰。人们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几乎没有信任危机,也想不到这上面去。政治乱则政治极权,经济乱则经济极权,俱为极权,性质却迥然相异。
一次大战后法西斯势力之在全球各地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正是这种法西斯主义,是二次大战的罪魁祸首。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由于资本在全球的争夺而引起的,看看英国和法国的情况就可一目了然。二次大战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孵出的蛇蛋——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而爆发的。正是由于法西斯势力夺取了国家政权,才使国家机器有可能为法西斯主义的宗旨和利益而隆隆开动起来,二次大战由此便演变为世界进步力量与法西斯势力的全面对抗和殊死较量,这不是任何势力范围与国家利益的争夺。
中国封建社会存在自然科学,但不存在自知自觉的自然科学,因为社会不需要这种自然科学;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社会科学,但不存在自知自觉的社会科学,因为社会不需要这种社会科学。在自然力方面,这个社会只需解决与自己相关的有限的自然问题,即这个封闭的社会自我循环过程中所触及的问题;在社会方面,这个严格地固守祖宗的传统,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社会也只需解决陈陈相因的活动所触及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解经释典的问题。
在汉族的历史中,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统治可说是一种必然性的现象。在东方大陆上历来就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在这些民族的历史发展中,一定时期他们必然会强大起来,向外侵略、扩张。同时汉族社会在一定时期又必然会衰落,这样就给外族以可乘之隙,造成政权的易位,统治民族的易位。在欧洲大陆上,由于几个稳定的民族的形成,以及有稳定的居住地域,后起的民族又多是弱小的民族,已经建立的王国就很少被外族征服和同化,这是东西方历史的一个不同点。
希特勒不会胜利,哪怕他拥有一举摧毁整个银河系的武器!因为人类的命运不取决于某种外在的事物和少数人偏执的观念,而是取决于人类本身的内在之质。这种质是人类的精神本质,是人类的内在自然和必然,只有这种永存于人类精神之中的自然本质,才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最高主宰。
一种威力无畴的武器,也许可以暂时支配人类的命运,一旦使用这种武器的狂人以及支配狂人的寡独的意念消失之后,引导全人类的将仍然是宇宙的公理与真义。(或者说:精神的必然性)
从孙中山不得不与军阀为伍,及屡屡包容陈炯明等事上即可看出,孙中山尚不是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根源实在是中国没有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否则,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表现为军队)早已如疾风扫落叶般统一中国了,而无需借军阀打军阀,不得不与陈炯明式的潜在的军阀合作,革命力量迟迟未脱幼稚状态,直到最后革命果实仍为右派所窃取,只是这回不是袁世凯窃取的而已。
辛亥时期的中国太黑暗,革命人才太稀罕,才造成了国民党中庸才济济的局面。从秋瑾、徐锡麟到朱执信、邓铿、廖仲恺,国民党左派精英在共和革命中前仆后继,牺牲巨大,到革命后期,国民党左派精英已消耗殆尽,国民党右派之崛起,实属历史之必然。世上无蒋介石,则必有包换之蒋介石,必在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的钱袋和大炮面前屈膝。
从孙中山屡次宽容陈炯明一事即可看出,在国民党中,右派具有巨大的生存空间(这为辛亥革命果实被右派窃取埋下了伏笔),因为孙中山对潜在的军阀人物也处处包容,左派精英又日渐凋零,国民党之命运,由此可见一斑。结果是右派革命庸人越聚越多,右派思想日渐占据上风,最终国民党右派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蒋介石只是国民党右派的代表。其时尚十分幼稚的共产党则不期而然地,在国民党的自然蜕变过程中,遭受了大挫折,即大革命的失败。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终究不可能取得成功。孙中山如继续活着,他属下的右派军人与军队仍会不断地背叛他的事业。实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太过软弱,不够发展,因而缺乏自己的力量,不能建立和壮大一支中国民族资阶级的军队,以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为后盾的军队必然要打败单纯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后盾的军队,因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资本主义道路被封闭了。
蒋介石本来就是一个灰色的民族主义分子,不可能以孙文式的理想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他行事的指南和最高准则乃是军政方面的实利,因而他既不能与共产党共命运,也不能承继孙中山的民主事业,他完全倒向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怀抱,实因如此方能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与武汉政府抗衡,最终夺取党政军大权。
蒋介石只能是蒋介石,没有国家民族高度上的精神理想,依靠帝国主义列强,以实力夺取实利,虽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却不可能在精神上也统一全国,故表面归附的各地军阀各怀异心,勾心斗角,国力衰败不堪。
辛亥时期,没有实力雄厚的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无实力后盾与社会后盾,不可能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辛亥革命之失败,并不是孙中山的事业失败,这乃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必然命运。
孙中山领导的力量,仅足以打倒满清政府,无力统一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因为中国社会并无独立而强盛的民族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时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贫弱,犹如大革命时工农力量的贫弱,与根植于社会传统势力的力量对抗,只能导致失败。
思想超前于现实愈远,则实践之波折愈大。孙中山的经历很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一规律在人文生活中也同样存在。
现实主义,正确地说,适度超前的现实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