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本书，它只是孔子当年教书的课堂笔记。但是，这本书越到后来，就越成为中国的政治纲领。那就不一样了：政治纲领要落地成为行为规范，就有大量的技术问题必须解决。
举个例子：孔子特别主张，父母去世，子女要守孝三年。有人问他，我守一年行不行呢？孔子回答说：父母去世刚一年，你就吃好的，穿好的，你能不能心安呢？你要是觉得心安，你就去做吧。你看，这个口气，像不像一个劝我们学好的邻居老大爷呢？我们要是不听劝，他还有点气鼓鼓的不高兴。所以，孔子谈的是一个朴素原则。
但是随着孔子和《论语》的位置越来越高，这个守孝三年，变成全社会的行为规范，那就麻烦了。一般官员，父母去世，他应该辞官回家守孝三年，这叫“丁忧”，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武将正在战场上呢？一听爹妈死了，马上就扔下正在打仗的部队回家？不行吧？朝廷只好下令，不许走。这叫“夺情”。好了，既然可以辞官也可以不辞官，这中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呢？
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明代的张居正。他刚刚上台执政，改革大业刚刚展开，小皇帝对他很依赖，正好这个时候张居正父亲去世，他被“夺情”，没有回家守孝。他该不该呢？反正这件事后来成了明朝后期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事件。
另一个正好相反的例子，是清朝的曾国藩。咸丰7年，他带着湘军在前线跟太平天国打仗呢。一听父亲的死讯，二话不说，丢下队伍回乡奔丧。气得左宗棠写信去骂他不负责任。那曾国藩做得对不对呢？你看，原则好定，但是一旦到了现实生活中，全部变成了很具体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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