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北宋的范仲淹在词中表达着将士们不能在抗击外敌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遗憾。孱弱的北宋从立国以来始终面对着周边部族政权的威胁，边疆难以安定。
而在范仲淹向往的汉朝则不同，“封狼居胥”和“燕然勒石”不仅是当时的伟大胜利，也成了后来各个朝代军事家们的至高追求。
但是，“燕然勒石”的辉煌背后，其实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创造胜利的主帅窦宪最终身败名裂，汉朝也逐步陷入外戚、阉党乱政的破败局面。
这场战争的起因是窦宪犯了死罪，想要用军事上的胜利来为自己洗白。
章和二年（公元88年），正值年幼的汉和帝在位，贵为国舅的窦宪却陷入了一场生死危机。为了在当朝太后、自己的妹妹前邀宠争权，他竟然派人刺杀了窦太后宠信的都乡侯刘畅。
刘畅是皇族宗室，就这样被外戚权臣刺杀，由此也可见当时东汉外戚集团的跋扈。
窦太后是汉章帝的皇后，但是没有为汉章帝生下儿子，汉章帝两任太子都是由宫中贵人所生。正值壮年的汉章帝去世后，年仅十岁的汉和帝即位，养母窦皇后成为了太后。
这位窦太后在当皇后时就曾在后宫多次争宠，还下手谋害太子的生母。由于小皇帝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窦太后在掌握最高权力的过程中更加依赖自己一母同胞的兄弟们。
为逃避死罪，窦宪主动请缨北伐匈奴，想要戴罪立功。正好当时归附汉朝的南匈奴也请求大汉出兵讨伐不断侵袭领地的同宗部族，窦太后顺水推舟批准了这一请求，既给了兄长活路，也可以让窦氏外戚的权力更为巩固。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个人政治危机的产物，而非国家战略的需要。一支包括汉军、南匈奴军、乌桓军、羌胡军的联合军队，就这样踏上了北伐征途。
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不是击败敌人，而是挽救一个权贵的性命。
永元元年（公元89年），当窦宪凯旋时，他不仅免除了死罪，更一跃成为大将军，权倾朝野。
与西汉时期卫青、霍去病等人历经数十年、付出巨大代价的对匈战争相比，窦宪的胜利来得太过“轻松”。
这绝对不是因为窦宪的军事才能远超卫霍，而是因为他面对的对手早已不能与当初那个统一的匈奴帝国同日而语。
经过西汉持续打击，汉宣帝时匈奴就已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汉朝称臣纳贡，北匈奴孤立无援、内部矛盾重重。汉元帝时，陈汤率汉军远征，最终攻杀犯边的北匈奴郅支单于，留下“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千古强音。
到了东汉窦宪攻打匈奴时，匈奴实质上已不能对汉朝造成威胁，甚至成了一个汉朝大臣攫取政治权力的军事筹码。
虽然胜利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但讲排场的窦宪可不这么觉得。西汉时，霍去病在击败匈奴后在狼居胥山上代表汉武帝封禅祭天并刻石记功。窦宪击败北匈奴后也有样学样，在燕然山上勒石记功，炫耀功绩。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从客观上来讲，窦宪“燕然勒石”后，再加上窦宪持续几年的打击，匈奴这个草原政权正式迎来了自己的谢幕演出，向西迁移的匈奴走向欧洲，汉匈百年战争有了最终成果。
军事上的巨大成功让窦宪的权力达到顶峰，却也加速了他的灭亡。本来就犯下过死罪的窦宪因为战争胜利而豁免，还获得了主政的权力，这让他变得极度膨胀，与逐渐长成的汉和帝慢慢产生了不可调和的权力矛盾。
永元四年（公元92年），汉和帝刘肇与宦官郑众等人先发制人，一举铲除窦宪势力。这位三年前还风光无限的“燕然勒石”英雄最终被赐死，窦氏家族也遭到清洗。
他的“丰功伟绩”没有为他赢得忠诚，反而招致了更深的祸患。
“燕然勒石”后，东汉朝廷迎来了全盛时期，但内部的权力纷争预示着帝国的盛极而衰，年轻的汉和帝主政没有多久也英年早逝。
后继的君主普遍年幼无能，在诛杀窦氏集团中立功的宦官集团开始走向前台，与外戚集团形成了风水轮流转的局面，一直到东汉灭亡。
这场看似解决边患的胜利，同时也为后世埋下了更大隐患。北匈奴溃败西迁后，新兴的鲜卑族迅速填补草原权力真空。
东汉消灭了一个衰落的旧敌，却催生了一个更强大、更具侵略性的新对手。这个新兴民族比匈奴更强大、更具进取心，在两晋乱世时更是入主中原，建立起多个政权，粉墨登场。
在历史的长河中，胜利的丰碑下或许会埋藏悲剧的种子。而真正的功绩不在石刻上，而在人心和时间的检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