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到永嘉（二）
正始以后，接着就是太康。《诗品》云：“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三张为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为陆机、陆云兄弟，两潘为潘岳、潘尼叔侄，左为左思。其外还有傅玄、何劭、孙楚、成公绥、夏侯湛、石崇，诸人，都有作品，因此在两晋，太康确是一个文风最盛的时期。
这原因便是司马氏篡魏以后，这六七十年的分裂局面，暂时告一结束，而入于短期的统一。太康时代，勉强可算得是小康。于是一般文士又攀龙附风歌功颂德起来，都注意在文字的形式方面用功夫。阮籍、嵇康诗中所表现的那种自由精神，那种清峻遥深的风格与意境不可再得了。
太康诗人的作品，实在没有多大的价值。然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便是轻视内容与意境，而偏重辞藻。于是造成浮艳华美的风气。这一点虽不足取，然对于南朝文学的发展，却有极大的影响。两汉诗歌，篇目虽少，然皆文字质朴，内容充实。建安、正始，辞华渐富，仍能注重内容意境，颇有两汉遗风。至于太康，时会所趋，无论诗歌辞赋，都用心雕琢，注意辞藻。如陆机所拟的汉乐府古诗，全非汉代面目，满篇骈词俪句，完全是太康的流行体了。本来这种浮艳的风气，由王粲开其端，到了陆机，才至于全盛。沈德潜批评他说：“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降自梁陈，专工对仗，边幅复狭，令阅者白日欲卧，未必非士衡为之滥觞也。”这话是一点不错的。
这种现象，在文学的艺术上讲，无疑是进步的。但过于雕琢刻画，有伤文学的真美，有损于意境与情感，这一点是太康诗人的通病，也是他们的共同的特征。如张华、潘岳、陆云、潘尼的诗文，都是如此。张载、张协虽较朴净，然亦时现雕琢之迹。
在这个偏重辞藻注意雕饰的空气里，只有左思一人，独标异帜，出现于当日的诗坛，有卓然不群之概。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现存的作品虽是不多，然都能脱去太康流行的风尚，颇有哀怨感伤讽谕寄托之致，尚能保存汉、魏诗中那种浑厚的风格。《诗品》说他，“文曲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这是不错的。
左思字太冲，山东临淄人。生卒年不详，约生于三世纪中期，死于四世纪初年。博学能文，貌寝口讷。其妹左芬，亦有诗名。他作有《三都赋》，皇甫谧为之序，一时豪贵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因此成了大名。但他的诗的价值，远在他的辞赋之上。他的《咏史》、《杂诗》、《娇女诗》都是好作品。
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邱中有鸣琴。
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
秋菊兼糇粮，幽兰间重襟。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
——《招隐》之一
秋风何洌洌，白露为朝霜。柔条旦夕劲，绿叶日夜黄。明月出云崖，檄檄流素光。
披轩临前庭，皦皦晨雁翔。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
——《杂诗》
这种浑厚的作风，高洁的境界，不是潘、陆、三张他们的诗中所能找到的。或借史事以写怀，或托山水以寓意，或因时序以寄慨，这才是魏晋浪漫文学中的最上作品。这种诗风由左思开其端，到陶渊明集其大成，达到最高的表现。沈德潜说：“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词，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垮！”这真是知人之论了。
太康以后，诗史上有永嘉之称。永嘉为晋朝大乱之时。怀、愍北去，典午南迁。当日诗人或写家国之痛，其辞愤激而有余悲，或抒逃世之情，其诗玄虚而有仙意，前者是刘琨，后者是郭璞。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今河北省）。年少有诗名，与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之徒，并以文章事贾谧，时称为二十四友。永嘉元年为并州刺史，颇有声望，后为刘聪所败，父母俱遇害。愍帝时拜大将军都督，并、幽、冀三州军事，复败于石勒。遂与幽州刺史鲜卑段匹䃅联婚立誓，共戴晋室，后以嫌隙为段匹䃅缢死，年四十八。我们看了他《晋书》中的传记，知道他半生戎马，很想做一番事业，只是大势已去，遭逢着那困穷的境遇。发之于诗，令人有故宫禾黍之悲，英雄末路之感。刘琨原来的思想，也是属于老庄一派。后来的现实生活与穷困的境遇，才使他起了转变。在这种转变与境遇里，造成他那种哀感而又俊拔的作风。
横厉纠纷，群妖竟逐。火撩神州，洪流华域。
彼黍离离，彼稷育育。衷我皇晋，痛心在目。
——《答卢谵》
这种雄峻的诗风，在魏晋诗人里是少见的。《诗品》说他，“善为凄戾之辞，自有清拔之气。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这批评算是最确切了。
郭璞西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今山西绛县附近）。先后入于殷祐、王导的幕下，元帝时，为尚书郎，后遇害于王敦，年四十九。据《晋书》的传记，他是一个彻底的呼风唤雨捉鬼驱神的道士。但他的学问渊博，文采斐然，无论辞赋诗章，俱为一时名手。著书有《尔雅注》、《方言注》、《穆天子传注》、《山海经注》、《周易林》、《楚辞注》等书，为士林所重。魏晋的游仙文学，作者虽多，但不能不以郭璞为极盛。他有《游仙诗》十四首，是其诗中的代表作。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
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
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问蚌游辈，宁知龟鹤年。
——《游仙》
清溪千馀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
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翘迹企颍阳，临河思洗耳。
闾阖西南来，潜波涣鳞起。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
——《游仙》
这种诗比起刘琨那种清刚之气的作品来，正是道语仙心的玄虚文学的代表。但作者文才奇肆，尚能假玄语以托中情，还表现出诗中的高远意境，所以在当日那种谈玄说理的诗歌里，郭璞的诗是比较可读的。《诗品》说他：“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为中兴第一。”刘勰说他“景纯艳逸，足冠中兴。所谓“变平谈”，所谓“艳逸”，都是说明在当日“理过其辞平淡寡味”的诗风里，他还能够保存一部分的辞藻与诗情。至如孙绰、许询、桓温、庾亮们的作品，诗既无悄韵，体近乎偈语，那真不能算是诗歌了。
这种玄虚的诗风，占领了整个的东晋诗坛。风会所趋，仿效日众，于是当日的诗坛更是沉寂了。沈约云：“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玄之气。”然我们读殷仲文的诗，玄气未除，谢混之作，清新绝少，并不能使当日的诗坛发生变化，生出光彩。真能独树一帜，卓然成家，一洗当日枯淡的风气，使诗文重回于意境情韵者，是那位号称五柳先生的陶渊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