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皇后与韦贵妃同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后宫，她们之间的关系颇引一些现代人的好奇。只不过二人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不同，以及对朝政的影响力不同，所留下的史料数量有着天壤之别。
长孙皇后在两唐书中自有传记，其他史料更是不胜枚举；至于韦贵妃，史官除了“韦妃生纪王慎”“临川公主，韦贵妃所生”的基本记载外，不会再费笔墨。毕竟“贵妃”说白了只是个妃嫔封号，不等同于宠妃，皇帝也不会因为没有宠爱的女人就刻意把“贵妃”空着不封。韦贵妃既无宠，又无特殊事迹，自然无法吸引史官的注意。
那么历史上的长孙皇后与韦贵妃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别担心，即使没有直接记载，我们也能通过各处零散的史料了解一二。
首先是韦氏封贵妃一事。
韦氏本名韦珪，即隋朝郧国公韦圆成的庶女，曾为隋朝户部尚书李子雄之子李珉的小妾。李子雄父子追随杨玄感兵变被杀后，韦珪作为罪犯家眷按律充入掖庭为婢——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后宫宫女、妃嫔的一大来源就是这些籍没进宫的女子。
唐高祖武德年间，万贵妃为了报复不肯徇私的秦王李世民，故意将韦珪等宫婢送进秦王府。为什么说万贵妃送韦珪进府是不怀好意呢？因为唐太宗即位后曾就此事向魏征这些大臣抱怨过：
太宗谓侍臣曰：“汉代常以八月选洛阳中子女资色端丽者，载还后宫，此不可为法。然即日宫内，甚多配役之口，使其诞乳诸王，是非所宜。据此论选补宫列，理宜依礼。”公对曰：“人多惑嬖色，乃致败乱。周幽惑褒姒，晋献惑骊姬，耽于宠欲，废嫡立庶，幽王因此身死，遂丧西周；献公身虽护没，祸延数代。嫔御之间，所宜深慎。”（《魏郑公谏录》）
这段君臣之间的对话翻译成白话文，大意就是：
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汉朝经常在每年的八月择选一些品貌出众的良家女子入后宫充当嫔御，这种做法本不应该成为后世效仿的对象。但是现在我的后宫中有太多贱隶出身的女子充当妃嫔，由这些人生养皇子实在不合适，所以还是按照汉时的规矩，以后嫔御从宫外的良家子中择选。”魏征则道：“陛下英明，历史上因为后妃而导致国力衰败乃至亡国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陛下你慎重择选后宫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提倡男女平等的现代人看来，这对君臣的思想显然太落伍了。不过在封建阶级社会里，李世民一出生就是唐国公次子，年纪轻轻就当上了郡公、亲王，所以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些贱籍出身的姬妾也实属人之常情，只是迫于形势不能拒绝。毕竟万贵妃得以干预后宫事务是“特蒙高祖亲礼”的，违抗万贵妃的决定就是在违逆唐高祖的意思，李世民还不至于蠢到为了一群贱隶徒生事端，白白给一旁虎视眈眈的太子李建成落下现成的把柄。
万贵妃正是拿捏住了李世民的这种心理，所以当时分配进入秦王府的姬妾多是这种贱籍出身的女子，如韦珪、杨氏、阴氏、韦尼子、刀妙琏等。
既然唐太宗如此鄙视韦珪，为什么还将她封为四妃之一的贵妃，而杨氏、阴氏等同样贱籍出身的小妾也一并能封为四妃呢？原因很简单，册封诏书虽然是唐太宗下的，但真正将韦珪等人推上四妃之位的是长孙皇后。
而长孙皇后明知道唐太宗瞧不起这些贱籍出身的女子，却仍刻意安排韦珪、阴氏等人成为正一品四妃，目的简直再明显不过了。毕竟韦珪等人不得唐太宗的欢心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让这样的女子占据四妃之位，带来的威胁比将良家出身的女子封妃小得多。
这也是古代后宫斗争时常见的手段之一。如晋武帝司马炎喜欢美女，皇后杨艳就故意只挑长相洁白高大但与美貌不沾边的女子充实后宫；又如独孤皇后害怕高位的妃子威胁到自己的地位，索性不设正一品三妃之位，只给隋文帝纳了六十个低级的嫔。
长孙皇后不过同其他皇后一样，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不受动摇，采取了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只不过长孙皇后在历史上一向名声良好，处理后宫时手段也更加隐蔽、高明，这才没被那些史官刻薄上一笔。
有些人看到这里可能会大吃一惊，觉得长孙皇后明明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贤后，怎么也会使出这些心机手段？
稍安勿躁。一来，“贤后”指的是皇后能够辅佐皇帝、匡赞朝政，而不是只会打理后宫的保姆；二来，历史上的长孙皇后绝非后世程朱理学打造的圣母形象，她可没少做那些暗藏私心的事情。
长孙皇后的次子李泰一直留在长安，即使到了年龄也没有像其他皇子那样按制之藩，对此，长孙皇后并没有劝唐太宗要一视同仁；长孙皇后的女儿长乐公主出嫁时，唐太宗要给她增加比长公主还要多一倍的嫁妆，长孙皇后明知逾制了但没有主动劝止。说到底，长孙皇后也是活生生、有着七情六欲的人，不是一尊无欲无求、毫无自我的泥塑菩萨，她在不违背道德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过是人之常情。
再回到韦珪封贵妃一事上，所谓长孙皇后出于赏识之情将其提为贵妃，这一说法实属现代人想象出来的情节。韦珪之所以能成为贵妃，是因为她论出身、论品貌、论子女，均不得唐太宗的宠爱，对长孙皇后的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才有幸被长孙皇后安排在了“贵妃”一位上。
接着是韦珪的生母病逝后没有任何追封一事。
贞观初年，韦珪在生母病逝后表现得极为悲痛，“哀号荼毒，毁瘠弗已”，在后宫哭得不成人形。知道的，明白她这是在表演孝感动天，不知道的，还以为唐太宗驾崩了呢。
不过就算韦珪哭得死去活来，也没能为生母挣到一个外命妇的诰命。而唐太宗迫于韦珪这番惊天动地的表演，不得不有所安抚的时候，是真的只停留在“追封”这一表面形式上。而韦圆成生前便是隋朝食邑三千户的郧国公、开府仪同三司、陈沈二州刺史，唐太宗不仅只追封了一个徐州都督，且追赠的官职远远比不上韦圆成生前的地位，态度肉眼可见的要多敷衍就有多敷衍。
那么此时的后宫之主长孙皇后在做什么呢？除了袖手旁观还是袖手旁观，既没有劝唐太宗给韦珪的生母一个诰命，也没有劝唐太宗给韦圆成的追赠稍微丰厚一点，就这么任由唐太宗追赠了一个连韦圆成的后代都看不上的官职——韦珪的长女李氏在墓志上提及外祖父时，只道“母京兆韦氏，郧国公孝宽之孙、陈刺史圆成之女”，对其在唐朝追封的“徐州都督”根本不屑一顾，干脆一字不提。
有些现代人一看唐太宗的后宫如此风平浪静，就幻想长孙皇后与韦珪有多么“姐妹情深”，然而事实则是，长孙皇后若有现代人想象的一半慈悲心肠，韦珪父母得到的追赠都不至于如此寒酸。
再来是韦珪的女儿迟迟不得封公主一事。
贞观二年，唐太宗册封长孙皇后所生的李丽质为长乐公主，同时得到册封的还有其他庶出的公主，比如李敬就被封为了清河公主。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李敬与韦珪的女儿是同一年出生的，结果却是生母品级远不如韦珪的李敬得到了公主封号，而身为贵妃的韦珪的女儿只能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
唐太宗也许是因为厌恶韦珪而故意迟迟不册封她的女儿，一旁的长孙皇后也毫无劝说之意。不仅如此，贞观六年唐太宗去九成宫避暑也没带上韦珪的女儿，长孙皇后对此依然一言不发，压根不去提醒唐太宗还有这么一个庶女需要关心。
见此情景，韦珪有没有为女儿暗中着急、出谋划策，无人知晓，但小姑娘很快写了一封奏折向父亲请安，为自己找了点存在感。
据说唐太宗看到这个女儿的信后颇为赞赏，为其取字“孟姜”——当然，李孟姜写信请安的目的是想给自己求一个公主封号，而不是为了这点虚头巴脑的东西。只是李孟姜得不到父亲的关注，又没有嫡母的怜惜，生母更没本事为自己说话，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地被唐太宗抛诸脑后，蹉跎了近十年后，恰逢文成公主进藏，这才同宗室里其他大龄的姐妹们迎来了迟到已久的公主封号。
所以就别妄想长孙皇后对韦珪能有什么额外的私人情谊了，但凡长孙皇后是照章办事，韦珪的女儿都不至于贞观二年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姐妹封公主。
至于有些人津津乐道的长孙家族与韦珪家族的联姻，即长孙皇后外甥女王婉的儿子娶了韦珪之子李慎的女儿。事实上这种程度的家族联姻根本证明不了长孙皇后与韦珪关系亲近，反而从李慎作为大唐亲王，居然要亲自给亲家母撰写墓志一事可以看出，李慎才是真正在意这门亲事的一方，所以才会如此降低身份讨好王婉一家。
别看王婉只是长孙皇后的外甥女，她的丈夫韦元整可是在贞观年间参与了谋反案，不仅没被杀，后来还步步高升，王婉更是得到了晋原郡君的诰命。唐高宗即位后，王婉一家依然颇受重视，其子韦綝在父亲曾经谋反的情况下，照样当上了唐太宗的挽郎。这种历经两朝而不衰的恩宠，自然令韦珪母子歆羡不已。
如此种种，足以看出长孙皇后与韦珪之间的关系连“和睦”都谈不上。长孙皇后对待韦珪一如君臣之间，等级分明。
虽然唐太宗李世民的后宫相对其他朝代的皇帝来说比较风平浪静，没出现什么争风吃醋的宫斗闹剧，但这并不代表长孙皇后就要按照现代人的想法，把其他妃嫔当做地位平等的朋友或姐妹来相处。各处史实也证明了在封建阶级社会里，长孙皇后对待韦珪这些妃嫔就像摆弄起居室里的花瓶一样，看中的是这些妃嫔的工具性——充实后宫、开枝散叶，同时不可以对自己和子女造成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