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雄威之主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军事历史中的瑰宝，为历代军事（学）家所称道，研究孙子其人、其书者不乏其数。通观《孙子兵法》全书， “知”字共出现了79次，明白地在孙子理论体系中贯穿始终，虽然“诡”字仅出现了2次，但书中词语多处暗含“诡”道思想，体现了战争的内在要求和本质规律。探究“知”与“诡”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孙子兵法》的核心内涵，在实践中更好地加以运用。
一、从时空上看，“知”是基础，“诡”是臻善
孙子在《孙子兵法·谋攻篇》指出：“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里通过对一己一彼的知与不知，直接作出战争胜负的预判。《孙子兵法·地形篇》在篇末总结道：“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就“动而不迷，举而不穷”一处，梅尧臣在《十一家注孙子》中指出：“无所不知，则动不迷暗，举不困穷也”。其实就是道出了“知”的重要性，即只有在“全知”、“尽知”的前提下，所有的军事行动和计谋才能够方向正确，有所可依，灵活机变。
（一）先“知”而后“诡”
孙子在《孙子兵法·计篇》提出了“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即“五事、七计”，这是基础，是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重要之处。随后才提出了“兵者，诡道也”的所谓“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诡”道中的隐含假设问题，即本知其然，则逆势而动；其二，诡道思想不仅限于“诡道十二法”，不可遗漏其后一句“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一点睛之笔。
《孙子兵法·形篇》提出：“胜可知，而不可为”。却又在《孙子兵法·虚实篇》提出：“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一个是说“胜不可为”，另一个却说“胜可为”，二者看似矛盾，其实隐含在背后的正是“诡”字。就是说，胜利是可以预测的，获胜却不一定有实际的把握。如果无法预知胜利，“诡”道甚至无处可用。即使预知到胜利，决定行动，在身陷战境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变，如果要用诡、使诈，还需要先“知”而后“诡”，做到分敌、化敌，如此一来，则胜可知，亦可为。
（二）用“诡”而致“知”
当我方无法确知敌情时，就需要想方设法来达到“全知、尽知和确知”。正如孙子在《孙子兵法·虚实篇》指出的“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这就是说为达到“致知”，则需用“诡”而获“知”。以“诡”来策敌，动敌，变“不知”为“已知”。
在此可引入“黑箱”理论，即将敌情比作黑箱，当我方无法确知其内部情况时，可通过向该黑箱输入一组数据，通过其输出的信息来分析和获致其内部的情况和结构。例如，二战期间，日本偷袭美国中途岛前，美军发现日本电报中代号“AF”的数据频次较高，美军初步判断“AF”为中途岛，为确定“AF”的具体所指，遂命中途岛守军向总部发送了谎称淡水设备发生故障的电报，日军随即派发了“AF缺少淡水”的电报。如此便印证了美军的判断。
综上所述，“知”是“诡”的基础，“诡”是“知”的补充和完善。没有“知”，“诡”成了无本之末，毫无根据可言，“诡”更无从实施；没有“诡”，“知”缺少了主动策敌、动敌的有效手段，难以充分得到敌情，君主将帅始终处于模凌两可之中而不自知，无法有效实施作战。
孙子多次提及“良（明）君、贤将”的重要作用。从君主和将帅的责任分工角度看，君主制定战略决策，属于宏观方面；而将帅实施战术指导，属于微观方面。
二、从宏观上看，“知胜之道”决定“诡道”
《孙子兵法》的读者首先是吴王阖庐。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是时，孙子从齐国投奔吴王，不外乎谋求官职和地位，向吴王阖庐进献兵书是其重要举措。吴王阖庐作为君主，其责任义务就是战略决策，即所谓的庙算。通观《孙子兵法》十三篇，前三篇主讲战略问题，直至《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言：“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这里所说的“知胜之道”囊括了此前所有需要“索知”的内容，并要求据此做出“先知”和“预知”。因此，下面从“知胜之道”的五个要素来阐明“知胜之道”决定“诡道”这一观点。
（一）“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这是对五个要素的总括性阐释，究竟凭“何”能够打胜，这一概念，具体来讲可以理解为前述的“五事”、“七计”，但在此处应做抽象理解。如此说来，是否可以战决定了是否用“诡”，如何用“诡”。如若不可以战，则“实而备之，强而避之”，如若可以战则把握“诡”的总原则“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即可。
（二）“识众寡之用者胜”。郭化若先生认为，此句指的是懂得指挥和运用不同兵员数目的部队。那么，这里就反映出一个问题，即部队的编制体制的确立和军令政令的颁布，君主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即只有科学有效的编制体制和畅通无阻的军令政令权威，才有将帅指挥和运用不同兵员数目的部队时，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取舍，灵活自若。“上下同欲者胜”。这正是《孙子兵法·计篇》提到的：“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此外，《孙子兵法·形篇》还提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这就保证了一个国家在战时，内部不会混乱，君民同心，将士戮力，用“诡”而不为“诡”所乱。“以虞待不虞者胜”。孙子在《孙子兵法·虚实篇》中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这就指出了因“先知”而夺得地利和先机，正如学者李零所说，这就是主动与被动，调动与被调动的关系，否则，便陷入了敌未用“诡”使诈，我自入瓮的无奈局面。
（三）“将能而君不御者胜”。通观《孙子兵法》十三篇，孙子把将帅的地位摆得很高，《孙子兵法·计篇》列举了对将的五项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作战篇》点明将的重要性：“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兵法·谋攻篇》也有言：“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可见，“明君”与“贤将”的默契配合对国家兴盛是何等重要。孙子主张给予将在战场上的绝对指挥权，君主不得横加干预，他在《孙子兵法·地形篇》指出：“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将帅只有拥有绝对指挥权，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下，迅速决策，用“诡”使诈，否则将会错失良机。然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出，周礼崩坏之后，君主与将帅的尴尬处境。
三、从微观上看，保全为上，用“诡”于无形，否则弃“诡”
（一）保“知”用“诡”。《孙子兵法·九地篇》提出：“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这里的“诡”并非用于敌方，而是用于己方。对于此句，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在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下，上层阶级对底层阶级的愚民政策，是历史的。然而，在这里要看到其有利的一面，即通过对己方士卒保密，不事先告知其君主将帅的作战意图和作战决心，从而使己情、决策和计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这是善意的愚，也是“诡”道的应有之意。
（二）阻“知”弃“诡”。《孙子兵法·用间篇》尖锐地提出：“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决策者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小损失，防患未然，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间事”就是“诡”在实施前的谋划和全盘计划，为了阻止敌方获致我方情况，或防止己方陷入被动，弃“诡”便成了不二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情报界内以中央情报局为代表所从事的失败的隐蔽行动，就是这种“诡”典型的反面代表。美国因在猪湾入侵和水门事件等问题上，未果断弃“诡”而被曝光，致使自身遭到舆论挞伐，陷入被动。
（三）由速变乃至无形。正之奇为奇，奇之奇为正，相反相对的情势依此类推，则“诡”的关键在于“变”，讲求变化多端，变化无常。此外，孙子还提倡“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不仅如此，孙子还表示“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其有益之处就是“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如此，便道出了用“诡”的原则，即用“诡”于无形，防止敌方循我之“形”查知我之情，甚至还要“形人，而我无形”，阻止敌方顺藤摸瓜而获知我方实情。
四、结语
《孙子兵法》内容博大精深，尤其是“知”与“诡”的关系问题，脉络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却又前呼后应，自成体系。《孙子兵法》中“知”对“诡”支配作用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