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的九月下旬，我和三位同班同学、一位邻班同学一起插队到了同一个生产大队，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涯。
在我们之前，已有三位本地的女知青在那儿了。我们去了后，又陆续来了苏州铁路中学的两位男生、两位女生和商校的一位女同学，以及两、三个本地青年；大伙儿基本上两人一组分别被安插在各个生产队。大队指派团支部书记负责对我们这十几个“知识青年”的管理。
团书记是个忠厚老实的好人，我曾刁钻地提出一些好些年后在国企的大锅饭中才见到的玩意儿，如组织一次知青学习、“七一”外出参观学习等建议来捉弄他，他都正儿八经地向党支部作了汇报，而且居然都出乎我们的意料求得了同意，使我们喜出望外。（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张当年他带领我们出去“参观学习”时的合影）。
大队书记对我们这伙人也很重视，经常召集我们开会，让我们参加“大批判”，吃菜窝窝“忆苦思甜”。那时书记四十出头，常斜挎一个内藏“红宝书”的红布袋，面带微笑，待人和气，作起报告来口若悬河，我们都觉得书记的水平很高。乡亲们对他像是很敬畏。我亲眼看到他对五保户老人和蔼地问长问短，也曾看到一位孤老太拿了一把菜一定要他收下，说书记工作繁忙，要他注意身体。由此，我觉得书记真是个“高大全”式的好干部，接受象他这样的人的再教育，倒也应该。尽管书记不大看得起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对书记，却自然而然有了敬佩之感。
大队中最早的三位女知青中有位叫芳的，父母在大队部边上经营下伸店（供销社的基层小店）。芳长得高挑漂亮，而且能唱会做，是业余宣传队的骨干，又是大队的两位赤脚医生之一，很受人瞩目。她一个人住在大队办公室旁边的医务室里。听说有位年轻的生产队长和小学校多才多艺的老师，都在追求她；她的同事，另一位赤脚医生对她也很有意思。
过了一段时间，忽然听说某天夜间年轻队长和那位老师一起在桑树地里非礼了芳；又过了些时间，听说大队出了大事，书记和大队会计被公社专政组抓起来了！我们非常吃惊，打听下来，原来书记和会计都对芳有着不轨的图谋，他们都有着医务室的钥匙，半夜三更，常偷偷进入那间屋子，不过书记和会计彼此却不知有着同样的秘密。终于有一天半夜，两人在那里碰了头，巧不巧的又被男医生发现了。这许多人知晓的的秘密丑事便再也无法掩人耳目了。而年轻队长和老师，是知道这事儿的，他俩心有不甘，但缺乏取得钥匙的特权，只能硬上蛮干了。
那时，正好上面有了关于不准侮辱女知青的通令。书记和会计运气不好，被抓走了，芳从此名声扫地。大队长升了书记，新的会计也上了任。不多久，人们也都不再谈论这件事了。犹如湖荡里有条鱼窜起落下，泛出一圈圈涟漪，慢慢地，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渐渐地，我也知道了非正当的男女关系，乃是那时农民消磨寂寞的普通游戏。
那一年，我二十岁。
那件事，是我踏上社会后目睹的第一个黑暗；那个书记，也从此使我对在台上口若悬河的人物，心存疑惑。
那片黑暗在我心中荡起的涟漪，可就不是那么容易地就消失了。
从此，我就觉得知青生涯是越来越难以忍受了。
1999.5.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