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说，《溢出》是一本调查报告，缘起是外交学院政治学教授施展，看到贸易战后中外媒体有很多说法，比如，中国产业工人工资越来越高，中国制造成本越来越没有优势，中国的制造业工厂，必然会迅速转移到越南、印度这些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为了弄清楚中国制造到底是不是在迅速向外转移，是不是中国制造前景一片悲观，施展就跑去越南做了一阵调研，了解了越南制造业的基本情况。宏观方面，中国制造业是通过改革开放崛起的，我们先解剖一个样本---江苏泰兴市溪桥乡。泰兴市外号“世界提琴之都”，做各种大提琴、小提琴，产业的核心在溪桥乡，这么一个小小的乡镇，有220多家提琴生产企业，提琴产量占中国市场的70%，世界市场的30%，这个产业集中度可以说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这个溪桥乡做提琴的产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简单来说，最早的时候是上海有个提琴厂，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效益不行，遣散了几个工人回老家，其中就有几个工人是溪桥乡的，回家后，他们一身做琴的手艺不想荒废了，就弄了一个小作坊，教徒弟做提琴，70年代的时候居然发展成了一个小型工厂，叫溪桥乐器厂，但产品不大行，基本只能给外地的大厂生产点零件。后来有个叫何彬的人，因为右派身份被下放，他是铁道游击队主题曲的词作者之一，也是东方红的词作者之一，他精通乐器，就帮着溪桥乐器厂技术把关，终于能生产出质量过关的提琴了，但厂子的管理一塌糊涂，工人经常打架，再后来就改革开放了，没人愿意接这个烂摊子，乡镇的领导让一个叫李书的人接手，他用了30多年的时间把这家乡镇企业发展成了世界第一大提琴生产厂，并让泰兴成了世界提琴之都。

李书主要做了三件事：顺应政策/发展产业供应链/走向全球市场

产业政策有指导意义吗？经济学认为，企业家是知道哪个产业有前途的唯一群体，人家拿真金白银试出来的，但是政府的规划往往是脱离市场的，政府认为某产业应该大力发展，就去给一些产业规划或指导，再很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里是低效率的，政府不可能发现市场机会，硬去扶持、补贴的话，一是浪费钱，二是滋生腐败。政府应该当好裁判，别下场比赛，产业往哪发展交给市场自己判断。不过这都是理论上的分析，现实层面是，李书把一家乡镇企业做到了世界第一，靠的就是顺应产业政策。

比如，1984年，国家体改委提出鼓励城市的工厂与乡村的工厂形成经济联合，李书就去和上海提琴厂谈了一个为期10年的联营合作，溪桥乐器厂就成了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10年以后协议到期，工厂再次独立，但此时这家泰兴最大的提琴厂，已经进入全国提琴企业前10强了。1994年，国家又提出走工贸联营发展企业，李书认为，现在产能足够，缺的是销售能力，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渠道，所以李书又和上海一家大型文教用品进出口公司签了10年的工贸联营协议，利用上海公司的渠道推动产品销售。1996年，为了尽早加入WTO，国家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李书再次抓住政策封口，与美国一家公司达成合作，实行中外合营，拓展到了国外市场。

所有这些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大节点，都是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他们去实现突破的，至少这个案例里，产业政策不仅是有效的，而且很超前。为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理论上的分析不对呢？

没有一种能适用于所有场景的理论，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它的应用场景，对于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这些先发国家来说，保持小政府、不干预市场的产业政策是合理的，他们没有可以学习的对象，自然就没法在国家层面定一个目标去指导企业，只能靠企业自发的去摸索去尝试，政府当好裁判保证执法工作就行。

但是比英美后发的国家面对的环境不一样，后发国家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类似保加利亚、乌拉圭、突尼斯之类的效果，没有什么经济以外的追求，不需要业没有能力制定产业政策，所以它们业按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而另一类后发国家，如德国、日本、中国，有强大追求的国家，最起码是主导一方的强国，它们有着经济以外的追求，希望独立自主，不愿意依附别人，又加上有些路，英美国家已经走过了，后发国家知道结果和实现方法，所以这些国家基于国家的战略考虑制定产业政策，集中资源和力量去实现目标是完全可行的。

应该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政府行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产业政策确实会经常扭曲市场价格，让资源流到原本不会去的低效率领域，但从国家的角度看，效率并不是经济中唯一要考虑的要素，国民经济的自主性同样是个重要目标，它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李书在1984年和上海提琴厂搞城乡经济联营的时候，依照工业化的逻辑，把小提琴的生产过程给一道道细化成了183道工序，李书当时的想法是，工序细分了显得更专业，更容易打动上海提琴厂，李书没想到的是，这个工序细分的基础上，后来逐渐形成了提琴产业的供应链网络。因为183道工序太多了，需要加工大量的零部件，一开始都是溪桥乐器厂自己完成所有的环节，但是效率非常低，到90年代开始，陆续有了一些小工厂给他们做配件，后来小工厂越来越多，大家彼此之间分工越来越明确、越来越专业化，现在每一道工序都由专业化的工厂负责，这就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相互嵌套的供应链网络，这才是世界提琴之都的根基。

1996年溪桥乐器厂和美国一家销售公司合作，到98年底，公司60%的产品都销往美国市场。中国企业人力成本低、供应链配套完善的优势，就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出来了，迅速击败了其他国家的提琴生产商。而国外庞大的订单量也加速了泰兴当地的供应链的专业化程度，这是一个正向循环，工业链越专业成本越低，国际竞争力越强，国际市场份额拿下来的就越多，而国际市场份额越多又会进一步促进供应链继续完善，不可能有其他国家能和泰兴提琴产业竞争。

双循环格局包含一个是发达国家和中国，发达国家为了放大他们在产品创新上的比较优势，主动去工业化，承接工业制造能力就是中国，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一个贸易循环，中国出口工业制成品，发达国家输出服务和创意，另一个循环时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时能源、资源出口国，中国制造需要大量能源、原材料，双方之间存在大量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