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回到了大姑家楼上，今年暑假要住在这里了。
大姑家的楼房在镇里算是气派的，坐北朝南，东西二十多米长，南北十来米宽，上下两层四百多平米。楼梯建在靠南的室外，上了二楼先是一排东西贯通的大阳台。上下各两户，可居四户人家。楼前400多平米的大院子，再前面是一排仓房。这仓房也很是气派，有平常人家正房那么大，仓房东西正中间是一个五米左右宽的门洞，用来进出车辆行人。铁焊的大门漆成黑色，门闩比拇指还粗，靠西侧的半扇门上还开了个专供人进出的嵌套门，这样没有车辆进出时候，只开一扇小门，方便。大门前是马路，沿路边又砌了一道墙，隔开仓房和马路，墙和仓房中间空出一条一米半宽的小径，小径尽头是厕所。镇子没有下水道，厕所都是露天旱厕，有钱的讲究些的，像大姑家这种，厕所都盖成有门带顶的。这么大的院子从楼上出来上趟厕所要先下楼，穿过院子，开院门，出院外，再进厕所，50来米的距离。若是赶上下雨天拉肚子，怕是没跑到厕所就屙裤兜子里了。
大姑家这楼建了小十年，我来的不多。这之前他家住的是平房，离我家卖掉的老房子更近一些，那时两家的走动也更多一些。
大姑家改革开放后搞个体养鸡场。记忆里总是一盘一盘的往我家送鸡蛋。那鸡蛋多是从鸡笼滚下时磕破蛋壳，或是哪只弱鸡下出的软蛋，不好外卖，就送给亲戚吃，而我两家离得最近，也就得到最多鸡蛋。蛋壳破了不能久放，要尽快吃掉，于是就干脆一次炒一堆，或者蒸一堆，或者卧一堆。记忆里吃鸡蛋羹，每次都是一蒸一盆，脸盆那么大的盆。上顿鸡蛋，下顿鸡蛋，直到我们姐弟四个见了鸡蛋就绝食。
那个火热的九十年代也是我家条件最好的阶段。那时候一大家中条件最好的三家就数大姑二姑和我家。大姑家养鸡，批发零售鸡蛋；二姑家开印刷厂，最有钱，楼房盖的比大姑家更早更气派；我家开手套厂，做劳保手套，有的时候要山寨一些知名品牌，就找二姑给仿印标签，那标签山寨得和正版一模一样。那会家里宽裕，母亲出手也阔气。七百块钱的三洋录音机，母亲都是一下买俩，自己一台，送给大娘一台，大娘家里的录音机、洗衣机、自行车都是母亲送的，没啥理由，就是妯娌俩感情好。那个时候家里有保姆做饭，我都是威胁保姆不给我炒土豆丝我就不吃饭的。然而那时我还太小不记事，这些事都是长辈说给我听的。
而这一切繁华，也不知从哪一刻悄然改变。二姑家印刷厂渐渐升级不起设备，我家手套的市场需求量也日渐下降，大姑家养鸡场眼看不赚钱干脆转产，买车搞运输。起初两年运输生意很好，大姑夫拉着我家和二姑家一起干，家家纷纷买车入伙。大姑家一时间热闹得很。然而生意场世事难料，两年的好光景过后便急转直下。运费下降，公家吃拿卡要，东家拖欠运费，到后来干脆卷铺盖跑路。苦了这些个起早爬半夜，煤坑土坑沙坑跑，赚些辛苦钱的个体户。几年时间，我家折腾光了积蓄，九二年五万多买的拖拉机（那会都用农用车运煤，不用交养路费）到了九四年两万块才艰难地卖出去还了银行贷款，家里的经济条件被打回原形，一夜回到解放前。大姑夫不服输，继续苦熬几年，结果就是欠了银行几十万贷款无力偿还，银行收走了他家的房产。
也许是生意的落寞；也许是他们一代人人过不惑，走向半百，生命不再火热；也许是看清了人生的起落无常，不再心向阳光。从那以后，与大姑家的往来就少了。
可我看到这院子，脑中不禁浮出的还是当年楼房落成宴请亲友的景象。十来桌宴席就摆在院里，众人推杯换盏热闹非凡，人们的表情除了喜悦，还有羡慕，没有忌妒。邻居朋友渐渐散去，只剩下亲戚的几桌还在觥筹交错。干活的女人也摆上酒菜，上桌吃喝。男人们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一个个路都走不稳。聊得没得聊了就唱歌，那时候还没有家用VCD，那就清唱，几个叔伯姑夫互相搭肩站成一排唱完《众人划桨开大船》唱《少年壮志不言愁》，女子也不差，唱完《十五的月亮》唱《思念》，还有八婶唱的戏曲《报花名》和《红灯记》选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拿腔拿调，手势步态都十分到位，高潮是父亲和八婶合作的京剧《沙家浜》选段，字正腔圆，我至今都记忆犹新。
我想那时那天那月那年就是他们那一辈人的峥嵘岁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