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起，我家的房子就只有三十五平，巴掌大的地方，挤着客厅、厨房和一间卧室。卧室里盘着一铺炕，抬脚进屋，一步上炕。
我们一家三口，都挤在这铺炕上睡觉。老爸一沾枕头就打呼噜，震天响，脚还带着股洗不掉的臭味。老妈睡中间，为躲避呼噜声的轰炸，我们要在老爸睡着之前先入睡，要不，就打醒他，我们先睡。我的位置在炕头，紧挨着厨房的玻璃，一坐起来，视线正好落在厨房的锅台上，锅里炖着什么、冒着多大的热气，看得一清二楚。后来才知道，这是东北人家独有的设计，烟火气和日子，就这么挨得近近的。
睡不着的夜里，或是醒得太早的清晨，我总对着面前的墙发呆。墙皮有些斑驳，深深浅浅的黑印子，被我看出百般模样：这块像耷拉着耳朵的狗，那块圆溜溜的，像谁在暗中眨着的眼睛。那些奇奇怪怪的幻想，是我小时候最私密的乐趣。
很小的时候，爸妈正忙着创业。每天天不亮，厨房的大锅里就烀上了满满的卤猪肉，咕嘟咕嘟地冒着香气。老爸守着熟食档口，扯开嗓子叫卖；老妈扎着围裙，在灶台前忙得脚不沾地；我呢，是家里唯一的“质检员”。等我揉着眼睛醒过来时，他俩早就忙活了大半天。我扒着炕沿爬起来，支棱着短短的小粗腿，踮脚站在窗台上，盯着锅里刚出锅的肉直咽口水。每天一根猪尾巴，是雷打不动的起床礼，攥在手里啃得满嘴流油，才算真正醒透了。
啃完猪尾巴，洗完脸，第二件事就是直奔隔壁大爷家，坐在他家炕沿上等饭。四岁之前，我几乎天天在大爷家蹭饭。大爷总爱逗我：“能不能给大爷拿点肉尝尝？”我脆生生地应着“好啊”，转身就往家跑，用两根小手指，从盆里揪一小捏肉，再颠颠地跑回去送给他。妈妈撞见了问我干啥，我头也不回：“大爷要点肉，你别管。”
那几年，应该是家里条件最好的光景，可那些关于富足的记忆，都模糊得像隔了层雾。唯一清晰的，是每年生日的照片，照片旁边，是妈妈一笔一划写下的字：“希望我的女儿健康快乐成长。”还有一张全家福，我被妈妈抱在怀里，妈妈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凸起，好像只有九十多斤，眼神里透着一股子灯枯油尽的疲惫。爸爸却胖得肥头大耳，满头大汗，憨态可掬。
后来妈妈拿着这张照片问刚会说话的我：“这是谁呀？”我指着妈妈的脸，脆生生地答：“是妈妈。”顿了顿，又补上一句，“妈妈怎么了？妈妈要死了。”
话一出口，妈妈的眼圈就红了。那时的我哪里懂得，那一身的疲惫，都是为了撑起这个家，早起劳作一分钟也得不到休息，只为了照片上那句“为了我的女儿健康快乐成长”。
如今再想起那三十五平的小屋，想起那铺暖烘烘的炕，最先冒出来的，不是拥挤，不是清贫，是卤猪肉的香气，是窗台上小小的我，还有墙上那些会变戏法的黑印子。原来那些被烟火气裹着的日子，早就烙进了骨血里，暖了岁岁年年。
